苏轼与登州海市

□蔡玉臻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持有不同观点而被贬谪，先任杭州通判，继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在湖州任上时，又被人指控赋诗嘲讽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四年后平调汝州。然而，宋元丰八年（1085年），年近知天命的苏轼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原来，在这年的三月，支持新法的宋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变法的反对派司马光为相。新法推行期间被贬谪的人员都被重新启用，苏轼亦在其列。他被任命的职务是“知登州军州事”，也就是既管登州的军事，又管登州的行政事务，是一身兼两职的州官。令苏公神往的“山海名邦”此年六月，苏轼启程赴登州。这次复职，在苏轼的坎坷人生旅途中，可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标志。不过苏轼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并没有抱多少希望。不过，对于登州这个“山海名邦”，他却表现出十分的向往。在他远赴登州的途中，写给送友人穆珣去越州（绍兴）赴任一诗中，便抒发了自己的喜悦情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罇前俱是蓬莱守（越州、登州皆有蓬莱阁，故云），莫放高楼雪月闲。”

十月十五日，苏轼到达登州，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他的《登州谢两府启》中，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登州山海景胜的赞赏：

眷此东州，下临北徼，俗习齐鲁之厚，迹皆秦汉之陈。宾出日于丽谯，山川炳焕；传夕烽于海峤，鼓角清闲。欲静乐之难名，笑妄庸之窃据。

总之，他对登州之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如果苏轼真能在此地安下身来，长期任职，不仅会免除他以后的一系列厄运，而且凭着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为官的经验和作风，一定会做出卓越的政绩，造福于登州的父老乡亲。可惜的是，他到任仅仅五日，便接到还朝的调令，任命中书舍人。

登州之任，匆匆五日，苏轼不可能有太显著的治郡理政建树。但是，他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对登州的深情厚爱，对登州名胜古迹山川风物的歌颂咏赞，却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为古邑登州增添了迷人的色彩。那丹崖耸峙的蓬莱阁，那阁下与天际相连的大海，那蓬莱仙境的海市蜃楼，以及海边的万斛珠矶，岛上的海珍鳆鱼……经过苏轼的歌咏而身价倍增，名声大振；而苏轼这些歌咏登州的作品，也成为祖国文学艺术宝库的珍品，具有永恒的欣赏价值。

苏轼接到还朝的调令后并没有立即动身。据他在登州写的著名题跋《书吴道子画后》所记的时间，他在登州至少住到十一月七日。这期间他几次登临蓬莱阁，“眷恋山海之胜，与同僚饮酒日宾楼上”（《东坡志林》卷六），尽情欣赏蓬莱阁上的风光，兴之所至，挥笔作文，写下了别有情趣的《蓬莱阁记所见》：

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

大海的辽阔无边、水平如镜，海舶的飘逸迅速、自由无拘，不正是作者旷达的胸襟、豪放的情怀的形象写照吗？全文仅三十八字，堪称苏文中最为小巧别致的了。传世之作《海市诗》十月二十日，朝廷召苏轼还京。苏轼在临别登州之际更加渴望亲眼目睹海市奇观，不留人生遗憾。无奈时值初冬，海市难现，为了实现夙愿，苏轼向海神祈祷。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海上竟然真的出现了海市。苏轼惊喜之余，联想到自己与韩愈的人生际遇何其相似，进而依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的韵律，提笔写下七言古诗《海市诗》：

余闻登州海市旧矣。父老云：“常见于春夏，今岁晚不复出也。”余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乃作是诗。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信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元丰八年十月晦书呈全叔承议

苏轼《海市诗》的序文，说明他对登州海市的无限神往和岁晚得见海市的神助之幸，苏轼对登州海市何以如此动情呢？所谓海市，实际是海上的大气层由于光线的折射，将远方物象映现出来的幻景。这是一种复杂的光学现象，至今我们也难以掌握它的出现规律。古人以为是蜃（海中大蛤）吐气而成，故又称蜃气、蜃市、蜃楼。与苏轼同时而稍早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登州海市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楼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之状，谓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气。”这些记叙，为海市蜃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加上平时很少出现，不易见到，所以愈使它神奇诱人。苏轼来登州之前，已表示过对登州海市的向往想象。如他在徐州时写的题画诗《虔州八境图》八首其七：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之罘”即当时登州境内的之罘山（在今烟台市北芝罘岛）。诗人望着画中烟云缥缈的郁孤台，立即想象到登州海市，可以看出他对这世传仙境，是怎样的朝思暮盼，如今既来登州未见而去，怎能不深感遗憾？他接到调令而迟迟不去，恐怕也是怀着对海市出现的一线希望吧。在海市不易出现的季节，苏轼居然幸运地见到，这又怎能不使他欣喜若狂、挥笔抒怀呢？苏诗虚拟之说正讹一位文学巨匠的大手笔，为人间蓬莱的山海形胜增添了不少色彩。然而，一直以来，许多人却认为，苏轼在登州期间并没有见到空溟蜃景海市，理由是他在此驻留的时间极短，并且又是一个海市不宜出现的季节，作者诗末注明的写作时间是“元丰八年十月晦”，这个季节是不可能出现海市的，从而断定苏轼的“海市诗”，其实是虚构想象的产物，甚至有人讽之为“信笔画鬼”。

这实在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这样一来，不仅“海市诗”的艺术价值大为降低，而且对苏轼的人格来说也是一种贬抑。

“海市诗”属于咏物写景记游之作，这类作品的写作，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作者笔下的所历、所闻、所见、所感，必须是真实的。苏轼的游金山寺，咏百步洪，写有美堂暴雨等，都是实有其事，实有其景，实有其物的。我们很难设想，名重诗坛文坛的一代大家苏轼，在没有见到海市的情况下却硬是说“明日见焉，乃作此诗”，并且在诗句中情真意切地声言“心知所见皆幻影”、“重楼翠阜出霜晓”等。假如说诗人因为海市难见，为了表示自己时运不凡，本来没见却谎称见了，这种欺世盗名的作法，不但违背起码的创作原则，也瞒不过当时登州的父老，对后世读者来说更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自言正直”的一代名贤苏轼，岂能做出这等傻事蠢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数日还朝后写给同乡诗友王庆源的信（见《苏轼文集》卷五十九），其中写道：

登州下临涨海，枕簟之下，天水相连，蓬莱三山，仿佛可见。春夏间常见海市，状如烟云，为楼观人物之象。数日前偶见之，有一诗录呈为笑也。史三儒长老近蒙惠书，冗中未及答。因见，乞道区区，《海市诗》可转呈也。

信中不但再次描绘了海市景象，而且特别说明是“数日前偶见之”，为此而写了“海市”一诗。原诗末题注“书呈全叔承议”。此处的全叔，即蓬莱阁所藏卧碑《书吴道子画后》中提到的史全叔。该诗原本是写给承议郎（官职）史全叔的，数日后又抄寄给王庆源，并请王转呈史三儒长老。可见苏轼对自己的这一作品是十分得意和珍爱的。

从这些实录和苏轼一贯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上来看，这首诗作决非虚拟戏作！如果说人们对十月出现海市不免有些疑点的话，那末对苏轼信中所说的“偶见之”，当是不会存疑的吧？当然，十月初冬，毕竟不是海市正常出现的季节。但是，自然现象的反常性和特异性难道人们见的还少吗？近年来所闻夏季飞雪的事实，便是很好的例证。近些年秋冬季节出现海市的的消息屡见报端，也说明这个季节出现海市并非绝无仅有。其实，早在晚明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笔下，就已经承认苏轼是见到了海市的，他在其《海市赋》一文的序中写道：“东坡在登州，以岁晚得见为奇，然霜晓雾后，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泥于春夏也。”这最后一句，分明是针对“海市诗”序文“父老云常出于春夏”而言。

当代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也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鉴赏苏轼“海市诗”之后，从季节的不同所形成的海市景象的差异着想，作了这样的解释：“原来海市常见于春夏，景象最美，到岁晚时出现的海市大为逊色，所看到的只有‘重楼翠阜\’，所以只用一句来写，这正是写实”（见《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他是承认苏轼见到了海市，并且肯定诗人是写实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说，这是《登州海市》诗的艺术价值的根基，是此诗传世九百年之久并将继续流传下去的生命保证。至于苏轼在诗序中说自己是得到了海神的祐助恩赐云云，不过是故弄玄虚之谈，是有意把事物的偶然巧合加以神秘化罢了。

苏轼《海市诗》的刻石，至今完好地保存在蓬莱阁卧碑亭内。而苏轼《海市诗》的手迹，则勒刻在蓬莱海滨2014年竣工的“海市公园”内的一块巨大的景观石壁之上。此诗作为古今鉴赏的名篇，历代不乏注释赏析的文字，它的内容和艺术价值，勿庸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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