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芜湖弋矶山医院大门向左拐,不远处,就是黄家大院。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到现在,已经半
个多世纪了,沧海桑田,变化很大。然而,我忘不了黄家大院那幢红瓦砖墙的平房,忘不了居住在平房里当年已年过半百的那对老人,我习惯地称呼他们“司伯伯,司妈妈”。
司伯伯是芜湖江东造船厂食堂厨师,司妈妈是芜湖纺织厂老工人。他们虽育有一男四女,但身体硬朗。说话轻声细语,不紧不慢,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看得出,他们是一对恩爱有加、相濡以沫的老夫妻。对未来怀抱希望,充满信心。
我的同乡同学王君,已经和大学同班一位女同学恋爱了。而这位女同学正是司伯伯、司妈妈的二女儿司贵。我和王君同在省城合肥上大学,因为这一层原因,我们从老家宣城上学,或者放寒暑假回家,经过芜湖,总要到黄家大院,总要到司伯伯、司妈妈家作客。两位老人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和他们说说话,谈谈心,相处自然亲切。我们对司伯伯做的一手可口的家常菜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大学毕业后,王君、司贵伉俪先在皖南参加“四清运动”,后分配马鞍山工作。我先在皖东参加“四清运动”,后留母校任教,我和他们相聚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我来来回回仍忘不了黄家大院,仍去看望司伯伯、司妈妈,终生不会忘记的是1968年春天,司伯伯、司妈妈帮助我的那一次。
那时,“文化大革命”由“文斗”开始了“武斗”,芜湖两派群众组织在坏人的挑唆下动刀动枪,甚至动用起了小钢炮。我从合肥回皖南泾县探亲,途经芜湖,一下轮渡,直奔黄家大院。见到司伯伯、司妈妈后,忐忑不安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两位老人执意留我住了一宿。晚间,枪声不断,偶有小钢炮声。我想,明天没有公共汽车,徒步走到长途客运汽车站,如果“造反派”组织误以为我是“坏人”,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如果中了“黑枪”又怎得了?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司妈妈准备了早餐,我吃过后,突然发现门前停了一辆三轮车。司妈妈严肃而动情地对我说:“你一个人走,我们不放心!司伯伯骑三轮车送你到车站。”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司妈妈连忙安慰:“不要紧,不要紧!你放心,你放心!”危难见真情,我不全是因为害怕而流泪,我是因为感动感激而流泪。我提着行李包,坐上三轮车,司伯伯把我安全地送到车站。他看着我买了车票,坐上了长途客车,才挥挥手,高声地招呼:“路上注意安全!”透过车窗看着老人家蹬着三轮车的背影,我又一次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我忘不了黄家大院,忘不了住在那幢红瓦砖墙平房里的两位老人。他俩的影像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我遥祝他们在天之灵:安详,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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