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1948

□ 江红波

祖母的少女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时，祖母精明能干的父亲在上海开了几家店铺，卖茶叶布匹水果之类，生意做得挺大。一家人亦就得以团聚异乡，年幼的祖母有幸一直跟随在上海读书，接受不少新思想。

1938年，日本鬼子入侵上海。祖母家的店铺被炸毁，兵慌马乱的年月，生意亦难维持，祖母也就随家人返回徽州乡下老家一个叫汪满田的小山村。我祖父家在与此十里之遥的另一村子，我太祖父是晚清秀才，饱读诗书，开蒙童馆教着四邻八村的孩童，颇有声誉。算是门当户对吧，央人拿了祖父的生辰八字前去说媒，终如愿。

战争频繁的黑暗社会里，山里的日子也不太平。为躲避国民党保安团的骚扰，祖父举家从小村迁到五里外崇山峻岭间的山岭茂林边，筑了泥舍，独家独户地暂居下来。祖父整天开荒种地劳作于山野，祖母在家带小孩喂猪养鸡，穷日子过得也温情四溢，其乐融融。

家乡竦坑是山区，环村崇山峻岭层峦耸翠密林修竹，在那个时代是打游击休憩调整的最佳去处。1947年，战争的烽火在家乡燃起。因我家在山林间是孤零零的比较安全，亦就常有游击队员前来借宿。游击队员王保实与汪木海胡琴夫妇，是外乡人，若来竦坑进行地下工作联系群众，皆住我祖父家那泥舍。空闲之时，他们在门口晒场边的老树上画了靶子，练打手枪。

女游击队员胡琴是齐耳短发，飒爽英姿，形象干练，很惹在上海呆过几年的祖母的向往。祖母满头的青丝也变成了短发，在村妇都留发髻的山里，养短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加之祖母年幼时受父母亲宠爱，没有裹脚，走路做事风风火火的，和胡琴年相近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朝夕不离无话不说的好姐妹。祖母将上海带回的旗袍和高跟鞋也翻出来穿。

不料，因为叛徒的告密，县保安团派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匪兵，在一个阴沉的日子四下里包围我祖父家那独在山林的泥舍。王保实与汪木海胡琴夫妇事先得到消息，及时撤走了。匆忙间，落下一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文件，若被发现，不死也得脱层皮！无奈之中，祖母把那包东西塞进在楼上睡觉年仅三岁的姑妈的被窝里。

敌人破门而入，看见一头短发神色自如的祖母，以为是女游击队员胡琴，马上把她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逼问文件在哪儿。大姑姑当时只有六岁，很多年后想起当年的情景，说看到母亲被抓，一身毛孔都竖起来了。祖母知道，如果匪兵万一上楼发现了那包文件，一家人可就全完了。于是，干脆大胆地说，抓俺干嘛，俺又不是游击队员，不信，你们可以上楼去搜嘛！只要别把俺女儿弄醒就行，她哭起来烦死了。匪兵们被祖母的一席话说得愣住了，居然未上楼去搜。

为邀功请赏，匪兵咆哮着把祖母押往村里的乡公所。祖母的脾气上来了，一路上不断地抗议：“俺是汪满田的，俺叫汪莲香，你们要是不信，叫汪汉来对质。”（汪汉，亦是汪满田人，时为徽州地区保安团的一个不小的官，解放后被政府镇压了）。匪兵们不加理会，在他们眼中，那个时代里，除了女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还有谁会留短发？况且，堂前还有高跟鞋。

匪兵们气势汹汹枪砸脚踢地把祖母带到乡里，当时的乡长余德修认识祖母，见状尴尬地挥了挥手：“抓错了，抓错了，赶快放掉！”祖母嘘了一口气：好险吶，差点连命都搭进去。许多年后，我懂事时，祖母详细地告诉我那天被抓的情形，仍心有余悸：差一点被枪毙，就没你爸爸喽。

患难见真知，战争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在解放后依然延续着，祖母同王保实、汪木海胡琴夫妇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读小学时，每逢寒暑假，祖母总要把我和小妹带到仅一山之隔的绩溪县上庄镇，汪木海和胡琴退休后在那买了带庭院的房子，与女儿住在一起。每次去时，祖母跟胡琴是老姐妹般的叙旧聊天拉家常。

上世纪80年代初，县政府评“堡垒户”，凡是在战争年代为共产党做过事出过力的人才有资格申报。乡里找到祖母说她有条件报，写好材料交上去，县上却一直没有批下来。无奈之中，父亲陪祖母到屯溪去找王保实。他解放后当过徽州地区的行署专员，颇有威望，他认真地写了详细的证明。于是，祖母后来便领到一红本子，每个月享受八块钱的补助，几年后上升到十三块。祖母每天都乐呵呵的：“这可是当年人头系在裤带上换来的，共产党好啊，不会忘记俺们老百姓。”

1992年冬天，祖母突发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就一直卧床，后来勉强拄拐杖行走，来年夏天去世了。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她走那天是“7·1”。翌日，整整一天的大雨，亦如我家悲伤的倾诉。时间流逝，今年是祖母百岁的冥寿，想起她曾经的年代，没有他们的付出，怎有今天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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