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新生路

2012年年初的一个雨夜，家住宣州区向阳镇的孙某正驾车回家。突然“咚”的一声闷响，车身猛地颠了一下，从什么上面碾了过去。着急回家的孙某因为雨大、视线不好并没有下车查看。但很快警察找到并告知他：“你轧死人了！”。

“真想不到会有人喝醉了躺在路上。”正是因为没有停车查看，法院以肇事逃逸罪判处孙某缓刑5年。2012年年底，孙某来到向阳镇司法所报到，开始了社区矫正，这也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社区矫正，概括来说就是在社会上服刑。”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监管科科长程芙蓉告诉记者，社区矫正是将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小且悔过意识明显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决定或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2006年3月，社区矫正在宣城市宣州区、旌德县率先试点，到今年的3月刚好10年。截至目前，共有4318名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会改造。十年的时间，种子能长成树木，制度趋于完善。那么，社区矫正在这十年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面临哪些不足？

“社区矫正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

“社区矫正最大的作用在于改造一个人。”在社区服刑三年后，孙某渐渐淡出了从前喝酒玩牌的圈子，从一个爱玩不顾家的人变成了恋家的人，并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对自己的过往也有了深刻的反省。

“虽然事故是偶然的，但我漠视家庭、爱慕虚荣的性格又让出事成了必然。”孙某告诉记者，在看守所的时候每天都惶恐不安，社区服刑让他每天能看到家人，能拥有相对的自由，也让他学会珍惜生活，感恩社会。

程芙蓉告诉记者：“社区矫正制度不但承担着缓解监狱压力，避免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最重要的功能给社区服刑人员一个回归社会的机会。”在她看来，社区矫正制度这十年是成功的，因为通过社区矫正积极回归社会、回馈社会的案例在各个县都不胜枚举，甚至每个乡镇司法所也都有典型案例。

周某就是泾县云岭司法所的典型案例——2014年1月，周某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采矿罪被泾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后因身体原因被监外执行，并开始了为期六年的社区矫正。

在这两年的社区服刑里，周某四处现身说法，将自己的案例说给更多服刑人员听，还时常组织在矫人员慰问老人等社会公益活动。去年在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周某创办了锅巴厂，并吸纳其他的社区矫正人员就业。周某告诉记者，他正积极申请土地，来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的社区服刑人员就业。

提起自己的变化，周某多次表示：“是社区矫正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两年的社区矫正，周某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深感自由来之不易，他开始用积极的态度来感恩回馈整个社会，周某觉得社区矫正最大的作用在于“感化与帮扶”。

在泾县，汪某的例子也流传甚广。2014年，汪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解矫后，汪某在收废品的同时发放司法所印制的普法手册，当起了义务法律宣传员。

2016年3月，就在记者在采访周某的时候，泾县昌桥乡9名社区服刑人员为患癌症晚期的服刑人员伍某发起募捐。

郎溪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科长张陆军告诉记者：“社区矫正制度最大的作用是体现国家立法精神，即教育为主、处罚为辅，从这点来看，社区矫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他举了一个例子——该县社区服刑人员黄某不顾生命危险，救下两名落水人员，并获得了减刑的案例。

程芙蓉也给记者提供了一组能够说明社区矫正起到作用的数据：截至2015年7月31日，宣城市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318人、累计解除矫正人员3414人，全市在册904名社区服刑人员无一人脱管、漏管，重新违法犯罪率始终控制在1‰以下，连续多年在全省年度考核中名列前茅。

“社区矫正让我有了

反思自己的机会”

一个个成功的案例讲述着社区矫正发挥的社会作用，那么社区矫正又是通过什么起到作用的呢？

“社区矫正能发挥作用离不开三件事，即监管、教育、帮扶。”泾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大队长李茂林说，社区矫正既要对罪犯进行监管和惩罚，又要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这三件事缺一不可，这其中监管是前提。

监管，就是一定程度地惩处和对服刑人员人身自由的限制。宣城市在实行宽严相济的“三级管理制度”，并在全省首推集中点验制度。所有服刑人员原则上不得离开所在县区，并且每个月要上交思想汇报，每周和司法所工作人员最少电话联系一次，每月还要去司法所刷身份证报到一次，同时还要接受每月八小时的学习和八小时劳动。

另外《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细化了19类违反规定的情况，一旦违规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警告，一旦被连续三次警告，就会被取消社区矫正资格。孙某说：“我身上很多的变化都得益于每月一篇的思想汇报，这让我有了反思自己的机会。”

只有监管有力，教育和帮教才能发挥作用，十年来，宣城市陆续摸索出一批行之有效的教育、帮扶措施。

在教育方面，宣城市在全省首创“重塑新生回报社会”主题教育活动，结合传统节日庆典，开展便捷化、人性化、特色化的教育。同时围绕对社区服刑人员“寓教于行”工作主线，开展巩固集中警示教育。同时司法部门还联合检察院、团委、人社、律协、关工委等部门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打造“关爱护航工程”，同步参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监管、教育和帮扶全过程。

各县区结合自身条件为服刑人员定制社会服务“菜单”，各司法所根据需要，以菜单点课的方式邀请公检法部门的讲师们进行辅导讲课，以典型个案为题材，开展“人在矫途”系列教育讲座。上文提到的汪某，就是在这一环节认识到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并积极参与到普法学法的教育活动中去。

真正让孙某安下心的，还是司法所给予的帮扶政策。参加社区服刑后，孙某丢掉了原有的工作，一度陷入苦闷之中。当地司法所了解情况之后，在思想上积极开导他，生活上帮他寻找创业项目，争取政策和贷款，去年4月孙某的餐饮店正式营业，目前已经有了30多个员工。

十年来，宣城特色的帮扶政策一步步完善。

2012年，绩溪县探索成立了全省首个社区矫正“阳光谈心室”，引入心理矫治，帮助矫正人员重拾生活信心；2013年宣城市组织律师和服刑人员实施一对一结对子帮扶；2014年市司法局联合民盟开展黄丝带帮教，教育帮扶服刑人员；2016年，市司法局从安徽现代心理学研究院购买服务，开展“启思个案”跟踪督导活动，通过对个案跟踪分析，来帮扶疏导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

在就业方面，宣城市实行“1+X”互助模式，提倡在社区矫正人员之间开展结对帮扶和互助，以“创业”促“就业”。

近年来，社区服刑人员中有500余人享受了低保、困难救济政策；有1000余人受到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帮扶，其中50余名特困社区矫正人员的子女获得“一对一”结对帮扶。

“社区矫正监管在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社区矫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手不足。以旌德县旌阳司法所为例，带上所长一共只有3名工作人员，却要管理22名社区服刑人员。这3人还要承担诸如司法调解、综治维稳等其他工作。

人手不足的问题导致一些政策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或是政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面临着单调、教育效果打折扣的问题。

除了人手不足，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还面临着尴尬的身份问题。目前基层社区矫正工作，都由当地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代为管理，这些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行政人员的身份去管理刑事类案件”，他们没有合法的执法权。

另外，受到当地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影响，各县区特色的矫正服务菜单上的许多活动很容易就流于形式了。李茂林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在泾县建立一个社区矫正基地，来弥补这些不足。

除此之外，居住地限制政策也备受在矫人员争议，政策规定，在矫人员必须在常住地接受矫正。同时按照政策，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可以申请变更居住地，在长期务工的城市接受矫正，但随着社区服刑人员的增多，许多城市并不愿意接受更多的外来社区矫正人员，一些服刑人员就面临着“在家没工作又出不去”的问题。

然而，最让程芙蓉担心的问题是社区矫正上游环节：审前社区影响评估调查，理论上讲，这项调查是在法院判定罪犯是否能够参加社区矫正的重要依据，只有评估调查显示该罪犯社会危险性小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社区矫正。但随着近些年，一些法院开始不将评估调查报告作为依据，甚至有时评估调查尚未结束，法院就已经判决结束，这就无法保证社区矫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社区矫正还需要很大的完善空间，但程芙蓉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前途还是表示乐观的。她说：“随着社区矫正的立法化进程在加快，监管也在进一步完善。”2013年以来，宣城市公检法司联合开展专项督查36次，发现各类执法瑕疵368处，出具检察建议书26份，相关单位均及时进行了整改。而今年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有望出台，届时一定可以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并促使社区矫正执行考察落到实处，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中切实得到体现。

全市社区服刑人员集中点验大会。

泾县司法局举办社区矫正入矫集中宣告仪式。

郎溪县新发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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