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历史方位（3）

江南中原文明启蒙地：清代文学家戴名世言：“吾江南文学礼之邦，首推宣城为最。”历史上，江南由于远离中华文明发源地——“天下至中的原野（即中原）”，“五帝”末期，古中华大地始有了序列时，被视为“化外之土”，土著居民被视为“化外之民”。夏王朝时土著居民被称为“夷”。商周王朝时期，土著居民又被称为“蛮”，意为“粗野，凶恶，不通情理”。《左传·哀公七年》载：“（越人）断发文身，祼以为饰，岂礼也哉。”《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汉建元六年（前135年），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汉武皇帝刘彻曰：“越，为方外之地，断发纹身，和中原习俗很不相同。”东汉建武六年（30年），中水侯、五官中郎将李忠来宣城任太守时，发现人们的举止不够文明，婚丧嫁娶的礼仪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建学校，教习人们中原文明礼仪，首开江南中原文明风气。

西晋末年，五胡乱中华，“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宣城是中原世家望族南迁江南的除京城建康之外的首选之地。宋嘉定《宁国府志》载：“（宣城）风物繁华之地，舟车辏集之乡，衣冠文物之域”。清嘉靖《宁国府志》载：“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艺文儒术斯之为盛”。西晋、唐末、南宋三次中原文人学士、世家望族南迁江南，宣城是南北文化交汇中心之所在。以吴、越、楚文化为主体，兼容并吸收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整合出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渊薮。历经三国时期的吴国、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和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宣城的文风更加昌盛，文脉源远流长，孕充出众多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诸领域创造出辉煌业绩和有影响人物，是江南及至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左迁宣城太守”，在此著有《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24史之“前四史”。南朝齐建武年间（495—496年），谢脁出任宣城太守，在宣期期间，谢脁“视事高斋，吟啸自若，而郡亦治”，劝民教士的惠绩为人常怀，世称“谢宣城”。谢脁现存的诗篇有四分之一作于宣城，故诗集名《谢宣城诗集》。此后，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名士贤达慕名而来。李白“一身低首谢宣城”，先后七次来宣城漫游，赋诗抒怀。河南孟县人、位居唐宋文学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十三岁时随嫂及幼侄“避地江南（注：宣城），专于讲习”七年之久，20岁以宣州贡生的身份考取进士，登入仕途。山西太原人白居易，28岁时由时任宣池观察使、领宣州刺使崔衍荐举，同韩愈一样以宣州贡生的身份考取进士，登入仕途。宋代科学家、《梦溪笔谈》作者沈括，任宣城太守期间，在宣城百姓的帮助下从人尿提炼中提取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制作的约剂“秋石”，被认为“这肯定是现代科学世纪之前任何类型的科学医学中的非凡成就。”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美誉的汤显祖曾多次客寓宣城，在宣城留有《开元寺浮图》等多首作品。柳宗元、苏辙、范仲淹、文天祥、欧阳修、石涛等众多历史上文化名人在宣城或为官、或客居、或游历，咏赋怀贤，留下了众多名篇佳作。他们与本邑的以宋代梅尧臣、明代梅鼎祚、清代梅文鼎为代表的梅氏，以贡奎、贡师泰为代表的贡氏、以吴渊、吴潜为代表的吴氏，以沈懋学、沈有容为代表的沈氏等文化世家大族，共同将宣城图绘成“上江（注：江指江南行省）人文之盛首”、“文风昌盛诗人地”。明、清时期，宣城与桐城并称“江上二城”。南朝至清末民初，歌咏宣城人事景的诗人二千二百多人、流传下来的诗歌二万三千多首，诗人数与唐代全国有名诗人相差无几、诗歌数量相当于唐王朝流传下来诗歌总数一半左右，宣城文化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远胜今日的徽文化。客观说，宣城的历史典籍、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没有徽州集中和表诸形体，所以专门投身研究的人乃至机构几乎没有，但是，研究徽州不能不研究宣城，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抛开宣城文化，徽州文化将难以进行系统、透彻和全面的研究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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