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公桥下文节魂

宣城南门（市二中附近）的晏公桥一再加宽加高，如今变得雄浑、宽广起来，但桥下梅溪河的涓涓细流，终年流淌着。这里曾是汪文节公的故居，建有汪公祠，祠里供奉着一位对家乡父老有贡献的高贵灵魂。

汪公，原名汪泽民（公元1273－1355年），字叔志。据《元史列传·第七十二》载：他“少警悟，家贫力学，既长，遂通诸经。延祐初，以《春秋》中乡贡，上礼部，下第，授宁国路儒学正。五年，遂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书愿夺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养。”大学士和尚留之道：“集贤、翰林，实养老尊贤之地，先生何为遽去？愿少留，以副上意。”汪泽民说：“以布衣叨荣三品，志愿足矣。”（《元史列传·第七十二》）遂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即退休）。时年已70多岁了，垂垂老矣。

“公既归，筑室宛水之滨，读书自娱。”（《宣城县志·文艺志卷二十九》）。他居住在宣城城南，老年以读书为快乐。回来后，除祀奉老母外，与门生故人相来往，做诗填词，嬉游若忘世者，并自称“堪老真逸”。“湘中三年梦井乡，敬亭重游心目醒。双流夹镜一溪来，千仞齐云两峰并。”（《秋日同游敬亭》）“春日游戏日相关，带雨看花紫翠间。闲读唐碑访遗迹，石麟残缺补丁山。”（《游广教寺》）并致力于《宛陵遗稿》的写作。这么一个为国家、为人尼做过一生贡献的人，退休以后过着这样清静、和平、自乐其得的日子，汪公真是在颐养天年了。然而，不久这平静的生活被当时的政治形势打破了。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蕲黄义军攻陷徽州；后犯宣州”（宋濂?《元史列传·第七十二》）是走，还是留，完全由汪公自由选择，因为他既无官衔，更无责任。然而汪公选择后者，并自告奋勇担任“东部使者，画守城，御寇之策十余事，寇兵至，击退已。（明·王恕·《汪文节公祠记》）。“江东廉访使道童雅重泽民，日就之询守御计，城得无虞。《元史列传·第七十二》，下同）”更难能可贵的是：第二年“长枪叛帅琐南班、程述等渡江，欲犯宣城，”形势更为紧张，严峻。“城中兵不满数百，或劝泽民避去，廉访使木八沙、周伯琦亦以为言，”“公曰：‘昔江万里，寓鄱阳大军逼城，众皆走散，犹坐守以为民望，况宣民离合，视吾去留夫何之？\’”汪公和城中军民坚守城楼，军费不足来“泽民从容一言，获钞万锭，米三千斛。八月，江浙行省参政吉尼哥儿遣兵来援，城中恃援至，守懈，贼乘夜攀堞以上。城陷。”汪公被叛军逮到后。逼他投降，他至死不降“将死骂犹不绝口，”，“遂遇害，年八十三。”作者由此感叹道：“公当谢事归田之日，无职守、无责任，寇至而不去以为民望，复为部使者，划策以御之，及其被执逼降，至死不屈，此其所以难能也。” （明·王恕·《汪文节公祠记》，下同）因此死后被封为“资善大夫、江浙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为“谯国郡公”，给予的封号“文节公”。“文节”一词意为“无守土之责，但取义成仁”，表现的是一种高风亮节，卓尔不群的牺牲精神。”

“淡忘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后来，他被葬在宣城的东南峄山之麓。由于坟墓年久失修，天台人陈纪自费为他“治坟、建祠、勒铭于石，慰答忠魂，以为天下万世臣子劝”，并得到知府涂观的嘉许，“巡按御史江右孙弁出公币五十金，以助成之首事。于癸卯春（公元1483年）讫工。”

现在晏公桥一般人不知为什么叫晏公桥。晏，也当“晚”讲，如《墨子尚贤》中“蚤（早）朝晏退”的“晏”也是此意。晏公，是对晚年汪公的尊称。陈纪“造石桥于具前，复以郡城南三里许”，这就是后人尊称的“晏公桥”。啊，“人间尚有霜头叟，保家当年登城垣。流星已逝桥犹在，文节英魂逐溪喧。”当然，现在晏公桥畔汪公的旧居及汪文节公祠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宣城南门基本上变成一片教育园区，汪文节公的治学修文、为国为家、至死不渝的精神是文化园区的一笔宝贵财富。他的忠魂犹在，是值得我们宣城人民学习、悼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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