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从春到秋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岳阳楼记》家喻户晓，“庆历四年春”人人能诵，但你可知道，在这一年，“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和《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年，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又是怎样的一幅图卷？

继《绍兴十二年》之后，著名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坚勇先生深耕宋史十余载全新力作《庆历四年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庆历四年从春到秋的短短时间内，作家用细腻的笔触，以小说家的笔法和历史学家的见识，重现了北宋王朝宦海浮沉的波诡云谲，世态百相的细密幽微，笔力所及，堪比文字版《清明上河图》。近日，记者对夏坚勇先生进行了专访。

庆历四年，从春到秋

记者：您的《湮没的辉煌》写到多个朝代，明清涉及尤多，这些年为什么会对宋朝情有独钟？

夏坚勇：写一部东西的由头，有的可能蓄谋已久，有的则是一时心血来潮。我以前对宋史并没有多少研究，只是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化散文，对宋代的历史有所涉历。《湮没的辉煌》主旨在于对专制政治的批判，而中国的专制政治以明清为甚，因此书中较多地涉及这两个朝代。前几年我写了一部《绍兴十二年》，截取了南宋历史上的一年作为横断面，全方位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发表和出版后反响不错，既得了几个奖，也上了各网站的好书排行榜或销售排行榜之类。于是就有点自我膨胀，制订了一个《宋史三部曲》的写作计划，《庆历四年秋》是其中的第二部。因此，这部书的写作实际上是由《绍兴十二年》开始的创作惯性使然，如果一定要说对宋朝“情有独钟”，那么就是由于《绍兴十二年》的写作，使我对那个王朝的气象有了较为深切的体悟，那就是：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宋王朝的质地虽然有点软，却也可称繁荣。

记者：《庆历四年秋》这个题目让人们会想到《岳阳楼记》开头的“庆历四年春”，很有诱惑力，这是不是您的用意所在？

夏坚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作品的灵感是从结尾开始的，我写《绍兴十二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绍兴十二年的雪停了吗？”有了这句话，全书的色调和氛围就定下来了，在笔下捕风捉影也就有了可能。《庆历四年秋》是另一种情况，这部作品是从题目开始的。在选择了北宋庆历年间的进奏院案这个切入点后，首先闯入的就是题目：庆历四年秋。这个题目当然不错，因为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该文中的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这句话太耳熟能详了。现在我把“春”换成“秋”，其效果就正如鲁迅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作为文章的题目，对读者的诱惑力是大可期待的。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的颁奖词中这样说：“‘庆历四年春’，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起首句所定格的不朽时间。庆历四年，从春到秋，这段貌似短暂的时间轴上，凝聚了多少非同一般的故事和人物？作者从今论古，以古观今，小说笔法，微言大义，在历史的褶皱中纵横开阖，挖掘出丰饶的人文意义。”其实我最初只是想为《钟山》写一篇万把字的专栏文章，但有了题目后，我舍不得了，把这样好的题目交付给一篇万把字的文章，似乎太奢侈了。奢侈不好，我决定重新规划架构，于是就写成了现在这部20万字的长篇格局。

在细节中感受宋代的肌理与体温

记者：除去题目，《庆历四年秋》在题材选择和总体构思上有什么特点？

夏坚勇：好的题材有一个特点，就是切口很小，但内存的容量很大，这就有意思了。而有的题材恰恰相反，说起来很大的事件，但找不到一个好的切口或曰抓手，这样的题材至少写起来很吃力，当然如果你本身有足够的力量，那是另一回事，例如像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或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那样，摆开阵势正面强攻。《庆历四年秋》所选取的切口是北宋仁宗年间的进奏院案事件，一次小小的公款吃喝案，引发了政坛高层的轩然大波，再回叙到庆历新政进程中的一系列人事纠葛，笔法有如京剧中的紧拉慢唱。最后，进奏院案的处理又直接导致了新政的失败。这样的构思收放自如，且可读性强，有举重若轻的效果。

记者：书中写到各种当时的生活细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将新政放置到背景，这样写是出于什么考虑？

夏坚勇：写北宋庆历年间的事，又涉及范仲淹这个人物，人们一定会想到庆历新政，也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本写改革的作品。我不希望人们产生这样的认定。老实说，我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只是把新政作为一个背景，而着眼多在于世态人情，用绵密的笔触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追逐当事人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把这些鸡毛蒜皮写好了也挺有意思，从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肌理和体温。而且我在梳理有关史料时还发现，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两条路线斗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在历史的现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纠葛和人性的诡秘。例如书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王拱辰，一个是夏竦，新政之败，与这两个人的背后捣鬼有绝大关系，其实，就政治观念而言，他们都曾是新政的支持者，仅仅由于新政人物的崛起挤占了他们的上升空间，他们就站到了新政的对立面。这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忌妒，它就潜藏在每个人的性格深处，与政治观念无关。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历史题材的长篇散文，恐怕也是如此，这里的“秘史”之“秘”，即在于民族性格和人性之幽深。如何透彻而准确地把握这些，对作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大的事件史书上都有记载，但日常性的生活细节是要在学习中积累的，那东西做不了假，你不懂或一知半解，一下笔就露馅了，而所谓的历史感就是从那些氤氲

于笔端的具体而微的情节和细节中得到体现的。

记者：书中有一章写到围绕陈留县土桥是否搬迁引起的争端，把一件小事写得峰回路转，但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又似乎与情节主干有点游离。为什么要这样写？

夏坚勇：您说的应该是全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第六章的标题是“声声慢”，很显然，这里体现的是新政颁布后，在具体实行过程中成效平平以至无疾而终的困境。确实，活跃在移桥事件中的人物与新政都没有多大关系，安排这一段的动机有两点，一个是为新政提供一个举步维艰的形象化的环境和背景；还有一个是这一段的故事比较好，活灵活现，也有意味，舍不得割舍。从写法上看，这可以说是从原先的情节和人物主线上故意宕开一笔，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件不大相干的小事的来龙去脉，而从这件小事所折射出的却是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和官场潜规则。这一将近九千字的“桥段”，看似偏出了情节主线，但就其所体现的意旨来看，和全书是一脉相承的。打一个不很恰切的比方，我们都知道《红楼梦》主要着笔于荣国府，可是曹雪芹却在第13回安排了一段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情节，那写得真是有声有色啊！其目的也是宕开一笔，借以揭示贾府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背后的腐败及其走向衰败的必然命运。同样，《庆历四年秋》中的移桥事件则为新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就这么一种政治生态，这么一支官僚队伍，要变革谈何容易？

让散文“一头侵入小说另一头侵入学术”

记者：读您的书觉得既吸引人又深刻，您是如何在大散文写作中平衡小说笔法和史家学识的？

夏坚勇：我原先是写小说的，后来转入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小说和散文之间其实并没有一道壁垒森严的边界，相反，它们边缘地带的重合部相当暧昧。所谓暧昧，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不清楚。记不清是拉美的哪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说过：“当一部小说写得不再像小说时，传世之作便产生了。”这话当然说得有点绝对，但如果稍作修改，改成“当一部小说写得不再像小说时，传世之作便有可能产生了”，我想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当一部散文写得不再像散文时，传世之作便有可能诞生了。因为正是在不同文体的相互滋润和濡沫中，不仅张大了文体的自由度，也在新的维度上实现了审美的丰富性。

什么叫“把散文写得不像散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散文应该是什么样子。人们一般认为，散文是一种分量很轻的文体，无非风花雪月，小情小调。这当然是一种误解，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则是多年来散文创作上的模式化和矫情倾向。无论就艺术品格还是思想内涵而言，散文都需要有更大的格局。我在这些年的散文创作中其实是有一点想法的，那就是力图让散文这种文体的疆域有所拓展，拓展的一头侵入小说，这是就技法而言，适当融入小说的想象、语言以及结构方式；另一头侵入学术，这是就史实而言，力求在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中，不满足于既有的定性定调而人云亦云，尽可能有一点新的发现。这中间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散文中的想象和虚构。我们知道，散文是不能虚构的，那么想象呢？想象是不是属于虚构，在历史散文的写作中，应该如何定位想象？我认为，想象和虚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想象不一定走向虚构。传统的历史学是没有枝叶没有血肉的，只有骨架。历史散文写作中的想象是为了在骨骼外填补血肉，追求的前提之一是要走向史识意义上的真实，也就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度叙述探索那些从来没有诉之于史料的事件后面的人性以及人性背后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想象也可以说是“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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