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推进柴窑与耀州窑的关系研究

芦亚楠

它是中国历代唯一以君主姓氏命名的瓷窑，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御批之状，又有“可以却妖毒、御矢炮”的民间传说；它是“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的“诸窑之冠”，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闻名天下，被尊为“中国瓷皇”；它集五代以前青瓷工艺发展之大成，又为鼎盛时期的宋代青瓷开创先河，“碎片亦与金翠同价”，被乾隆皇帝评价为“宋时秘色四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但由于烧制时间短且无明确窑址、窑物，成为中国古陶瓷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就是令万千古陶瓷专家学者遍寻不得解的“千古之谜”、被各大窑口竞相追逐的“必争之地”——柴窑。

关于柴窑“身世”和窑址的探讨，学术界一直有各种论述，“河南说”“景德镇说”“浙江说”“耀州窑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柴窑与耀州窑究竟关系如何？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走进了第一位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的华人——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先生的办公室。这位从23岁大学毕业到82岁寿登耄耋，近60年初心不改，守护耀瓷、研究耀瓷，出版10部著作的“国宝级”陶瓷学者自信地说：“耀州窑是五代时期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内唯一烧制贡瓷的青瓷窑场，为论证柴窑就是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再添一项重要论据。”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禚先生率先提出“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之观点以来，目前，支撑论据主要有六项。

第一，五代地层的发现为论证“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框定了时代背景

1984年，禚振西先生和其丈夫杜葆仁受陕西省文物局派遣，主持对耀州窑遗址进行大面积考古发掘，“出土了一种胎白、釉呈淡天青色、有细开片纹理的青瓷”（禚振西《柴窑探微》）。该青瓷釉色与官汝淡天青瓷十分相似，根据宋代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记载，便自然而然地推断为耀州窑仿官汝之器。然而，随着此种白胎淡天青釉瓷出土的逐渐增多，禚先生带领的考古队发现，这些天青釉瓷集中出土在宋代文化层之下，且制烧特点不同于宋代耀州窑刻印花青瓷，遂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装饰装烧特点，判断其属于五代而绝非学官汝之器。随后，禚先生又细细研究了这些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残件，发现这些瓷片内中还有“官”字款和龙凤纹，“应该是五代时期黄堡窑为皇室烧制进御青瓷的淘汰品。而这种五代‘官’字款青瓷，在北方地区除黄堡外再无其他发现”（禚振西《柴窑探微》）。于是，禚先生便大胆提出了“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柴窑产品”的观点。

第二，政府需求为论证“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提供了必要条件

五代发展至后周时期，吴越、荆南积极向后周靠拢，北汉、南唐联络契丹坚决抵制后周，后蜀闭关锁国、南汉地处偏远，拒绝介入战争。南北两地的斗争逐渐演变成为后周和南唐的对抗。此时的南唐虽然是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但军事实力无法与后周抗衡。周世宗柴荣为实现“十年以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治世宏愿，必须首先稳住契丹，才能南下收复南唐。于是，烧制柴窑天青釉瓷向辽国进贡，以确保南征无后顾之忧的政治需要就为耀州窑烧制天青釉瓷提供了必要条件。在禚先生《耀州窑的千年发展与历史地位概述》一文中这样表述，五代时期虽然王朝更替、战争频繁，但耀州窑所处的关中渭北地区相对稳定，且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均采取了奖励耕殖、平均赋役、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北方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大幅度的发展和提高。当时，虽然最好的青瓷产地是越窑，五代到宋初，朝廷也一直让越窑进贡青瓷。然而，这一时期南北的长期对峙必然影响到两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越窑的进贡也会因为运输路线问题而不能稳定供应。但是耀州窑却属于五代中央这几个朝廷直属管辖，所以政府大量的瓷器需求就促使耀州窑在“五代的50年内将绘制、造烧方法、工艺改变了4次”，从而成为“我国天青釉系列制瓷工艺的开山鼻祖”（禚振西《耀州窑的千年发展与历史地位概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小蒙赞同道：“五代晚期，黄堡窑青瓷的发展突飞猛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形势，较为突出的有，白胎类青瓷创烧成功……这在胎料含铁量过高的黄堡地区实为不易。从唐朝晚期到五代，黑灰胎的青瓷一直是窑场的主导产品，而到五代晚期，却突然不顾窑场环境条件，试制白胎青瓷，并烧成了从黄堡窑到耀州窑整个发展历史中白度最高的纯白胎瓷，如果背后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支持，这种生产是很难想象的。历史上能够如此使窑场不计工本、唯求至美的也只能是皇宫，也就是说工匠是依皇帝的旨意进行烧制的”（《五代黄堡窑青瓷与柴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易立《论述五代宋初耀州青瓷的类型与分期——以墓葬、塔基出土物为中心》第三部分余论中亦提出“……出土有耀州青瓷的遗迹单位中，属辽代者占据绝大多数，年代跨度约在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表明五代末宋初之际的辽地是耀瓷的主要消费区之一”。

第三，制作工艺为论证“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奠定了生产基础

耀州窑地处唐都长安的京畿之地，“有大唐盛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其背景，所以其唐代青瓷的制作工艺提高很快，到中晚唐时已可烧造出质量仅次于越窑的青瓷”（禚振西《柴窑探微》），“到唐末五代，青瓷已成为产品的主流”（禚振西《耀州窑的千年发展与历史地位概述》）。五代时，“其青瓷除学习越窑秘色瓷外，还融合了北方邢窑和定窑的先进施釉和支烧工艺，还直接借鉴了西亚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技艺，突破了此前国内传统青瓷最高水平‘千峰翠色’中‘绿’的基调，成功创烧出犹如‘雨过天青’色的高品质天青釉瓷”（禚振西《耀州窑的千年发展与历史地位概述》）。通过对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瓷的比较，杨建军亦得出“在越窑日趋衰落和景德镇窑青白瓷尚处于雏形的五代晚期，耀州窑的天青釉瓷独领风骚，开创了瓷釉新的品种”之结论。对于这一点，王小蒙在其《耀州窑天青釉瓷工艺成就及流行时间考》中提到“耀州窑天青釉瓷，是最早的明确以天青色瓷为生产目的的窑场，开创了一种瓷器审美的新风尚，其薄胎工艺、满釉小钉垫烧工艺及底足露胎处的美化处理，都被汝窑、南宋官窑等所继承发扬，故耀州窑天青釉瓷工艺是中国天青釉瓷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第四，文献记载为论证“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提供了有力依据

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是古代文物鉴定中第一部分门别类进行全面综述和研究的专著，也是“记载柴窑的最早文献”，其卷下《古窑器论》之“柴窑”条目提出了“柴窑出北地”的概念。为了定位与柴窑特征相符合的窑场和窑址，禚振西先生对“北地”的地理沿革进行了细致考查，发现“北地”是一个古代的郡名，“始于秦，汉魏一直沿袭，到东汉末年，北地郡寄治冯翊郡界。今陕西黄龙以南的渭北地区，均在其境内，包括耀州窑遗址所在的铜川黄堡，亦归其管辖。而到三国魏时，割冯翊之祋祤为北地郡之实土，范围又局限在今铜川城区、耀州、富平一带。祋祤的置所，就在今铜川”。除古文献记述外，耀州药王山的一些北朝佛道造像碑也证明了“北地郡的实土，包括三原、耀州(华原)、富平、同官等地。在此范围内，仅有黄堡窑五代时期烧瓷……与《格古要论》原著和《夷门广牍》所记述的‘柴窑出北地’完全相符”。禚振西因此认为，柴窑窑址在北地郡同官黄堡。

第五，瓷器标本为论证“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提供了实物支撑

坐落于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东侧唐城墙遗址上的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以五代天青釉瓷器展览和研究为主题的博物馆。馆藏有全国乃至全世界60%的耀州产天青釉陶瓷精品和孤品，如天青釉牡丹双流壶、天青釉剔刻花双龙双凤壶、天青釉金扣柳条钵、天青釉十曲对盏等。馆内长期展出大量高品质标本，其光泽、薄度、质感以及釉色综合度都为世所罕见。馆长王学武先生和夫人寇玉薇女士用13年时间，从历史文献、古代地图、金石碑刻、名人记载、州县志稿和御赐窑神、皇陵出土、科技检测等众多角度，论证五代天青色传世器和窑址在铜川市黄堡镇。

第六，专家观点为论证“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提供了权威解读

2010年8月27日，首届中国柴窑文化论坛在西安举办，百余位古陶瓷专家学者、古陶瓷收藏家、鉴赏家和爱好者同聚一堂，就柴窑研究中的部分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并达成初步共识：五代耀州窑是明代以来与文献记载柴窑的描述中最为接近的。

2012年11月3日至11月4日，第二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在京举办。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员吕成龙在代表论坛组委会对本次学术论坛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郭沫若先生曾考证‘北地郡’延续设置到隋代，但新发现的‘唐故北地郡’墓志和清代乾隆《续耀州志》中有关范仲淹‘守北地’的记载，则证明‘北地’的称谓延续使用至唐、宋、明、清时期。而北地郡所辖范围包括现在的耀州窑遗址所在地，窑址发掘报告证明五代末北宋初在全国首创天青釉色瓷器标本”。从故宫博物院所藏4张耀州窑窑神碑拓片中，新发现了耀州窑建窑神庙祭祀窑神“创自周”的记载。这里的“周”应指五代后周。而且碑文中还提到“至五年、至宋，迄今重修”。其中“至五年”的提法恰与柴荣即帝位5年多的时间相吻合。而“至宋，迄今重修”则说明曹昭《格古要论》所记“世传”不是“世间传说”的意思，而是“世世代代传承有序、延绵至今”的意思。经查，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数件五代末至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实物资料看，在众多柴窑说法中，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与文献中有关柴窑瓷器特征的描述相符合。

2014年5月4日至13日，中国古陶瓷学会17位专家组成了考察组，先后在河南郑州、洛阳，山西运城、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陕西西安、铜川，对耀州窑青瓷在这些地区的出土及当时运输外销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于5月13日下午举办了“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研讨会。多数专家认为，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柴窑最为接近。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柴窑问题是中国陶瓷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倒逼重新审视耀州窑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契机，“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大考古发掘和科技检测力度，通过对出土窑物的DNA检测为其断源断代，为印证‘柴窑即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禚振西说。

（作者系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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