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将士吃的穿的盖的踩的，都是他们抗日的印记 ——记陕西省五位参阅的支前模范

本报记者 齐小英 实习生 陈卓珂 

    “我8年共筹粮1.5万多公斤，3年运送伤员800多名”

    人物档案：郑元财，男，汉族，1922年8月生于靖边县，1938年3月入党。抗战时期一直在靖边县小何镇筹集粮草。现为该镇村民。 

“抗战8年，我先后筹粮1.5万多公斤、饲草1万多公斤；家中捐粮3300多公斤、饲草1500公斤、毛驴一头。”说起抗战时期支前的那些事情，虽然很多具体时间、人物的记忆已经模糊，但筹粮的数字却仍记忆犹新。郑元财说，除了筹粮，他后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运送伤员。

已经93岁高龄的郑元财，看起来身体硬朗，除了耳朵不太好使，皮肤黝黑的他说话依旧底气有力。郑元财说，打仗时前方缺粮，他主要是挨家挨户给村民做思想工作，筹集粮食，然后从村上出发，赶着驮着粮食的三头毛驴，送到十几公里外的粮站，来回需要走上一天。每年这样送粮至少5次。后来，他又辗转到横山、甘肃合水、宁夏盐池等地运送伤员，从驻地到前线来回40多公里，崎岖的道路走一天下来，往往手脚都磨出了水泡，担架上的绳子也会把脖子后面磨出一道道血印。吃饭都是早上出门前吃点，然后返回村上再吃第二顿。虽然路途不近，可郑元财说，那时年轻身体好干劲足，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

  “年幼没有当兵去前方，我就在后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人物档案：徐金山，男，汉族，1923年8月生于子洲县，1946年1月入党。抗战时期先后为延安市公安局警察、边区师范学员。现为延安市政府离休干部。

“从1938年到1942年，敌人飞机在延安轰炸17次，投下1600多颗炸弹，炸死180多人，杀死200多人，可以说，当时已经把延安炸为平地了。”徐金山说，虽然自己那时年幼没有当兵去前线，但日本人的这种暴行，足以让每一个人为之愤怒和产生反抗的念头。

即使身在后方，但抗日的念头却一刻也没有停息。徐金山说，平日里，除了帮助抗日军属锄地、除草、收庄稼外，为了让前线的战士吃饱，他在完成收公粮任务的同时，还动员家人多交抗日公粮，仅1942年，他家就交了1400多公斤小米，也是全村交的最多的。在校期间，他作为班级的宣传骨干，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革命。现在，徐金山每天都要从家里步行到不远处的窑洞工作室，看上去红光满面的他，思维清晰，言语顺畅，听力正常，从他办公桌上堆放的报纸看得出来，看书读报仍然是他生活的常态。再过几天就要去北京了，徐金山高兴地合不拢嘴，他说：“老伴、儿子、女儿都支持我去，我也感到很自豪。” 

  “遇到了游击队，我就跟着走了”

人物档案：高生礼，男，汉族，1928年3月生于米脂县，1948年2月入党。抗战时期为武工队通信员、游击队员，现为延安宝塔区纪检委离休干部。 

“父亲死得早，1935年，我随讨饭的人群逃到了山西柳林镇，半路上遇到游击队，就这样，我就跟着他们走并成了晋察冀敌后武工队的通信员。”87岁的高生礼回忆说，因为自己年龄小，组织没有让他上前线，他却偷偷跟着大部队到了任务一线，主要就是破坏日本人的铁路、公路、桥梁等交通线。

“当时日本在山西介休有一段铁路要道，我主动向组织上请求运送炸药。”高生礼说，日军看守很紧，游击队白天藏在山上，晚上就出来炸铁路，日军来了他们就隐蔽，等路修好了再来炸，来来回回炸了六次，逼着日军最后放弃了修路。让高生礼记忆犹新的是，1941年春天，他在一个逃跑的范姓宅子后面的石崖下，发现躲藏的妇女中有一个不对劲，最后一审查，竟然是一个日本间谍。1942年，高生礼回到米脂县后主要任务就是收公粮，平日里，他要对财主、地主、伪保长们耐心说服教育，深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为前线的将士们多多筹粮。

   “明的是在工厂工作，暗的是在做抗日宣传支援前线”

人物档案：刘明炳，男，汉族，1928年1月生于延川县，1949年10月入党。抗战时期在延川县纺织厂工作、延大会川班学习。现为延安市统计局离休干部。 

“我当时工作在纺织厂，明着是给战士们做衣服、被单，实际上晚上也写一些宣传单，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乡亲们参军入伍。”回忆起抗战时期的支前点滴，刘明炳谦虚地说自己并没有做多大的事情，但有一点他十分坚信，那就是自己早年间看到乡亲们参加河防战斗的事迹，让他从小就树立了革命志向，正是这种心怀天下的信仰，支撑了他一辈子。

在纺织厂工作期间，他白天在工厂给前方做衣服、织袜子、做衣被，动员乡亲们为部队做军鞋，协助厂里办公室运送到地方政府；夜里，在地下党父亲的带领下，他积极投身到宣传抗日的队伍中，一心想着要把鬼子赶出去。至今，刘明炳还珍藏着13枚功勋章，虽然许多因为年代久远，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但它们在他心里始终闪闪发光。1951年到1956年，刘明炳曾在北京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现在，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他说这次去北京参加阅兵，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好好再感受一下。 

 “和父亲身背驴驮交救国公粮，和母亲照顾红军家属纳鞋送鞋”

人物档案：马华堂，男，汉族，1927年7月生于子长县，1948年10月入党。抗战时期先后在子长中学、中央医院四所、子长特价药社工作。现为子长轻工局离休干部。 

“当年送公粮，每次我都是和父亲一起，他背40公斤，我背20公斤，驴还要驮60公斤。”14岁就开始运送救国公粮的马华堂记得，那时他每年都要送上一二十次公粮，尽管脚上打了一个又一个水泡，有时路上走着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但自己当时从没叫过一声苦。

由于父亲是共产党员，又是全乡的劳动英雄，马华堂说，他们家每年打的粮除留口粮外，一年就要上交1700多公斤小米。每次都是和父亲一起去送粮，从来没有误过事。“当时，村里有三户红军家属家里缺乏青壮劳力，我就和母亲主动为红军战士的爹妈担水送柴，不管再忙再累，从未间断。”马华堂说，母亲是村上的妇女主任，非常吃苦能干，当时，全村妇女纳军鞋的任务都是她组织完成的，纳好后还要亲自验收，然后，他和母亲一起把鞋送到区政府。“虽然那时年幼，但我随着乡长一起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我们跑遍了全乡13个村庄，动员了36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这件事，至今也是让马华堂颇为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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