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YMG记者邹春霞通讯员孔庆美)“我最开心的事就是,从接受我们的跟踪服务后,艾滋感染者无一例死亡。”芝罘区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主任医师姜桂娥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她每天都要面对爱滋病感染者。昨天上午,记者走近她,感受防艾天使的“五味生活”。
最心酸:“对不起,我得了丢人病”成遗言
姜桂娥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的死亡是在十多年前,那时,烟台还没有成立艾滋病防治科,也没有对病号进行药物抗病毒干预。
“那个病号是出国务工人员,刚40来岁,但被发现是感染者时,就已经是呼吸困难、瘦得皮包骨头的艾滋病发病状态。”姜桂娥至今还记得在医院看望他时的情景。在医院里,他对自己的爱人说:“对不起你,我得了这个丢人的病”。他的爱人在哭,孩子在哭,病号也一直在掉眼泪。
“姜大夫,求你个事儿,我死后,千万不要把我的信息公布,让我家属和孩子都平静地生活。”这是这位病号的遗言。姜桂娥每次想起来就异常心酸,如果那时有抗病毒药物,他也就不能死了。
最欣慰:没一个家庭因病而解体
自己的另一半得了“艾滋”,这日子肯定没法过了。然而,姜桂娥通过细致的病号家属心理疏导工作,她经手跟踪随访的艾滋家庭,没一个家庭因病而解体。
“真的,姜大夫,我太冤枉了,你说说他出国打工这么多年,我辛苦伺候老人、孩子,他在外面都干了些啥!”一位病号家属在检测前,一个劲儿地哭泣。自从得知丈夫得了这个“脏病”,她就再没和丈夫说过一句话。
“他出国打工不就是为了你和孩子,多挣点儿钱吗?你将心比心想想看,要是你现在和他离了婚,那不是把他往绝路上带吗?做朋友也好,你也得等他平稳过渡到不发病再离。”姜桂娥就这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最后,这位病号家属想通了,表示自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最感动:
“我活着,就为了儿子”
“其实,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说起艾滋病群体,很多人认为他们道德败坏,但姜桂娥觉得,这是社会对患者的一个“误读”。
“如果有人出了车祸或患了癌症,人们都会同情他,但如果得了艾滋病,不但没人同情,反而要被歧视。这些感染者无处倾诉心中的痛苦,所以他们害怕别人不接受自己,只是把自己‘圈\’起来,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要远大于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姜桂娥说,其实很多感染者就是普通人,他们也努力工作、也上进,也在承担着社会、家庭的责任。
“现在我活着,就为给儿子攒钱娶媳妇儿……”让姜桂娥感动的是,每位病号常是被承担家庭责任的信念支撑着。
“我要让奶奶去世以前,看到我还健康地活着”、“我要让父母放心看着我出门去”……就是这样一个个简单朴实的愿望,支撑着艾滋感染者们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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