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毕业后我分到一所农村学校做教师尽管学校要求写规

师范毕业后，我分到一所农村学校做教师。尽管学校要求“写规范字，说普通话”，但老师和学生们仍固执地认为，踩在自家的土地上，还是说家乡话透着亲切，来得尽兴。外地学生也入乡随俗，操着不很地道的烟台话与新同学套近乎。

一天，一个愣头愣脑的东北男生很兴奋地跑到办公室找我：“老师，‘大波瞧儿\’指哪方面？”被他冷不丁一问，我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见我发蒙，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嘿嘿，今天，数学老师表扬我‘大波瞧儿\’表现得挺好。”

我恍然大悟：“‘大波瞧儿\’啊，跟‘忽大麻儿\’差不多！”此言一出，满屋子的人已笑倒一片，只剩下那个东北男生依然一脸困惑。

记得上大学时，烟台方言就是我们宿舍“卧谈”的主题。一次，快言快语的老六从上铺探出半个脑袋：“你们烟台人真有本事，耳朵都有嗅觉功能，还能‘听\’出脚丫子臭不臭！”

“这有什么稀罕？这就好像‘宋祖英的歌声好甜呐！\’这叫修辞‘通感\’！高中怎么混毕业了，你？”我笑着捍卫家乡话的尊严。

“那‘站\’呢？商店的大爷常让我有空儿过去‘站\’。怎么不让坐？”她仍有困惑。

“是这样，”我清清嗓子说：“咱家里装修得再气派，有客来访，咱也得客气一番不是？咱会说‘您瞧，家里乱糟糟的。就这么大小个地方，连个像样的坐的地方都没有，您屈尊降贵啦\’。”

“什么叫‘就这么大小\’？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小！就像‘千万别有什么好歹\’，偏重于‘歹\’，偏义词。”

凡事经不住琢磨，咱这家乡话里还真有不少学问呢。

隋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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