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十九元的裤子

读了《烟台晚报》上的《难忘当年挣工分》一文深有感触。虽然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我才十几岁，但作者描述的记工分、结劳动日、年底结算开支的整个过程我感同身受、记忆犹新。读完那天的晚报，我油然记起了当年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件事。

我兄妹四人，当时我的两个哥哥已结婚，大哥已分家另立门户。在那个年代，六口之家的生活水平本来就捉襟见肘，再加上我两个哥哥相继盖房结婚，家里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那时候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十分）只值七八毛钱，家家到年底的收入也都所剩无几。生活的艰难，如今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村当时有个提篮厂，就是用玉米叶加工编织提篮出口外销，我姐就是其中的一员，我姐的编织技术水平很高，产品量多质优，从不出一个残次品，所以被选为技术员。每个星期和厂长去县工艺品厂送货并学习新的样品技术，然后回村再传授指导。因而我姐一天能挣十分，顶个劳动力。

那件事就发生在1977年春节前一个提篮厂送货的日子里，那天我姐送货回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母亲她买了条裤子过年，裤子的材料是涤纶的，针织纹的，在当时确实属于高档品。我母亲看了也说挺好的。但一问价格是十九元四角钱，当时就直摇头嫌太贵不让要，叫退了或者匀出去卖给别人。我姐爱不释手，哪里肯听。我母亲先是苦口婆心地劝，没效果。然后火冒三丈，把我姐数落了一通。说她不知大小，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什么穷败坏之类的话，况且还有你嫂子等等。我姐让母亲骂得痛哭流涕，开始反驳。可不管我姐说什么，我母亲依然是叫退掉。我想当时受家庭条件限制，母亲有她的难处，闺女媳妇得一视同仁。最后百般无奈，我姐抱着一肚子怨气把裤子匀给了她的伙伴。

为了这条裤子全家人连晚饭都没吃好，我姐流泪不止，我母亲也非常难受，父亲依然抽着他的旱烟，默不作声地支持我母亲的决定。最后还是我二哥打破了沉寂，劝我妈：“家里虽然有饥荒，可再困难也要满足俺大妹的这点要求，她为了帮我们兄弟俩结婚、盖房，连书都不念了，下来帮我们挣工分，而且比我挣的都多。一年三千六、七百分连条裤子都不让她买，确实说不过去，贵点就贵点吧，就算是奖励她吧。”我二哥越是这样说，我姐哭得越厉害了，可能那个委屈劲全上来了。最后父母觉得既然儿子、媳妇没意见，确实也有愧女儿，就默认了。我二哥亲自去把裤子拿了回来。那年过年，我姐终于穿上了那条新裤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三十年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姐现已成为个体老板娘，每月还领着国家的养老金。再也不会为了一顿饭、一件衣服而伤心劳神。每当提起那个年代，讲起那条“昂贵”的裤子时，姐会很自豪，而且还很风趣地说：“那是我一年将近四千分挣来的，我当年很是时髦了一把呢。”

王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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