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六一我十三岁在烟台西郊凤凰台的一所普通的小

那一年的“六一”，我十三岁，在烟台西郊凤凰台的一所普通的小学里读五年级，学校名为“东方红小学”。

那是一个充满动荡与狂热的年代，“文革”已近尾声，学马列、学毛选，“反两霸”，“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工厂，下农村，写大字报，唱样板戏、参加义务劳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那时候，我们戴红领巾，不叫少先队员，而叫“红小兵”，我还有个袖标，红底黄字，但我一次没有戴过。我们没有批斗过老师，没有打砸抢，但说过言不由衷、懵懂无知的话，仅此而已。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六一”被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

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这是我们的节日盛装。记得球鞋穿得旧了，不白了，就去供销社买袋“白鞋粉”，用刷子沾上水刷匀。家境贫寒的学生，连白鞋粉也买不起，只好用粉笔代替了。于是，“六一”前的那几天，老师老是纳闷粉笔为什么用得这么快。

按照惯例，领导讲话，老师讲话，学生讲话。节目永远离不开样板戏，再不就是“红小兵，斗志昂，拿起铁笔做刀枪”之类的对口词，我们听得够够的。那天，我被赶鸭子上架，唱了一首《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那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登台演出，颇有纪念意义，可惜没留下照片。后来喜滋滋地询问同学我唱得怎么样，他们竟然异口同声：“唱些屎吗？”我至今不好唱歌，与当年巨受打击有太大的关系。

节目完后，我们还玩了“抓特务”的游戏。西郊有两座山，学名“乳子山”，我们叫“奶头山”。就在那两座山上，提前藏有“特务”安放的“情报”，找到了有奖。结果，我深入“虎穴”，走得太远，远离了大部队，以至节目的高潮部分不是找情报，而是找我了。想想吧，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同声呼唤一个名字，那是相当地壮观。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吃了两个大馒头。我妈心疼地说：“这‘六一\’过的，看把我儿累的！”

刘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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