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蓬莱走出去的“《时代》之父”

■《时代》周刊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有世界“史库”之称，1923年3月由鲁斯和哈顿创办，为当代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刊物。如今，时代公司已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新闻出版公司。作为世界知名的杂志的创始人之一鲁斯与中国、与烟台有着深厚的情缘，因为他出生于烟台蓬莱，并在蓬莱度过了少年时代。

《时代》周刊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有世界“史库”之称，1923年3月由鲁斯和哈顿创办，为当代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刊物。

鲁斯被美国人誉为“教育家”和“宣传家”，他的《时代》、《财富》杂志，“其影响力超过了整个美国教

育制度的总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鲁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也曾说：“鲁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现在，时代公司已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新闻出版公司，固定资产达20亿美元，年营业额居全美同行业之首位，约7亿美元。作为世界知名的杂志的创始人之一鲁斯与中国、与烟台有着深厚的情缘，因为他是从蓬莱走出去的“《时代》之父”。

《时代》一名缘于“时间”

作为地域文化的研究者，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蔡志书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时代》和鲁斯的故事。“1923年，鲁斯和哈顿这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结伴来到纽约，在东十七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鲁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由此确定了办刊宗旨，并在策划书中写道：‘人们不了解新闻，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物提供给那些繁忙的人们，供他们能抽空略有了解。\’”

可见，在这里，两个创办者主要是从如何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角度来考虑刊物的编辑方针。最终选定“TIME”这个名称，也是鲁斯在一天晚上坐地铁时匆匆浏览广告而产生的灵感。鲁斯曾回忆说：“我眼睛忽然一亮，盯住一个广告的标题：Timeforretire,or Timetochange（应时而变，方能久远)。我记住了出现在我眼前的‘Time’这个词。一整夜我都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我向哈顿建议用它作为刊物的名称，他立即赞同。”

《时代》创刊带来的全新意义在于鲁斯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节约读者“时间”这一关键。对于美国这个讲究高效率、紧张的社会来说，刊物的风格、形式及其报道的独特性姑且不论，仅节约读者时间这一点，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TIME”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创刊号在1923年3月3日问世。

《时代》摸准了新闻的切入点，赢得了市场，在美国乃至世界一炮打响。同时，颇具创新意义的封面设计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

《时代》封面的“中国面孔”

《时代》自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截至2000年，已有50多人次的中国人登上它的封面。

《时代》创刊后的第二年，即1924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物。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力处在巅峰之上，直奉军阀大战也愈演愈烈。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1927年蒋介石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其后，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蔡志书介绍说：“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开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

“进入21世纪，2008年12月期刊封面人物是李连杰，表扬其为善事积极的奉献精神；2010年10月18日期刊封面人物是温家宝总理，文章关注的是人民币问题……”蔡志书言简意赅说出每期封面人物背后的重大主题。

鲁斯父母辗转到蓬莱

鲁斯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基督徒，他在蓬莱出生，在中国长大，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缘于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并在他身后延续。

鲁斯的父亲路思义是一位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鲁斯父子与胶东半岛》一书记载，1897年，路思义和妻子伊丽莎白斯结婚后不久，即以传道士的身份来到中国。”蔡志书说，他们乘坐的“皇后号”汽艇在海上漂游了两个月，停在芝罘（即今天的烟台）。在岸上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山东东部长老会的领导人柏尔根。几分钟之后，他们来到毓璜顶山下的传教士住所。第二天早晨，他们开始向目的地———登州（蓬莱）城出发。

他们乘坐的是当地一种特别的交通工具———轩子，即前后伸出的两条轿杆由一前一后的两头骡子抬着，一个骡夫照顾在左右。踏入蓬莱县境内的第一个村庄叫长老沟（现属于大季家镇），当时仅十几户人家。长老沟曾是官府驿道上的一个驿站（也叫急递铺）。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吴佩孚出资修了烟台到蓬莱的公路（即现在的烟潍公路）之后，这条古驿道就衰落下来。”蔡志书告诉记者，“应该说，路思义夫妇当年就是走着这条道去蓬莱的。过了长老沟就是范家村，当时也是二十几户人家，依山落草而立。那时的范家村肯定有人看到了这两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

轩子终于在一所观音庙前停住了，他们到“家”了。黑暗笼罩了蓬莱城，一股真正的思乡之情也蓦然涌上他们的心头，充满他们全身。因为他们意识到已经离开美国———自己真正的家乡两个月了。

《时代》之父的蓬莱童年

路思义夫妇来到登州时，登州文会馆已有20年的历史了。在文会馆任教的头两年，路思义一面自己勤习中文，一面教学生物理学，同时也指导学生在课余研读圣经与从事体育活动。

“路思义夫妇到登州后转过年来的这年春天，也就是1898年4月，他们的鲁斯出生了。”蔡志书说：“美国出版的《鲁斯和他的帝国》这样说：‘父母在美国怀上了鲁斯。路思义夫妇把鲁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

位于现在蓬莱市石岛村的北街长老会教堂和登州文会馆是鲁斯父母服务的地方，如今已找不到旧时的建筑。鲁斯从1岁到7岁，他家一直住在文会馆坐落的那座观音庙里。节假日，鲁斯的父母经常带他出去玩。那楼台高耸的蓬莱阁，烟波浩渺的大海以及那奇幻迷人的海市蜃楼，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蓬莱当时是登州府所在地，商品交流和群众娱乐都很繁荣。小鲁斯挤在人群里，满眼都是新鲜的事儿。鲁斯自小就跟父母上教堂，有时他也去中国的寺庙玩，那一座座面目狰狞的门神将军塑像在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可怕而阴森的印象。”蔡志书说，另外一些景象也深深地印在小鲁斯的记忆里。就是每逢灾年，颗粒不收，饥民成群，哀鸣遍野。这时的小鲁斯在街上看到成群的叫花子。特别是在冬天，寒风刺骨，他们敞着怀，拍打着露出的胸脯，还有的打着“瓜达板子”沿街乞讨。穷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小鲁斯常常想象他的祖国———美国，那该是一个天堂式的地方吧。有时，他站在丹崖山高高的蓬莱阁上，透过茫茫大海，眺望远方，遥想大洋彼岸那美丽的故乡。

鲁斯有一张3岁时在蓬莱拍摄的照片，是在他家的庭院里。他坐在藤椅上，翘着二郎腿，长筒袜，西装短裤和衬衫，金发碧眼，高颧隆鼻，一个漂亮的西方小男孩，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3岁的鲁斯镇定自若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鲁斯个性的体现。3岁时，鲁斯已经听得懂中文。5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演讲。

鲁斯在美国称是“山东人”

“3岁的鲁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动荡之中，与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鲁斯一家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于当年深秋回到登州。”蔡志书说。

鲁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那年他们搬到了潍县。10岁时，鲁斯又被送到位于烟台芝罘的一所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的闻名全球的内地教会学校———芝罘学校（cfofooschool）读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传教士子弟寄宿学校，学生大约100人，来自全国各地，英国孩子占五分之四。当时，英国人是瞧不起美国人的，为此，“大美国主义”的鲁斯与他的英国同学打了不少架。对这所学校，鲁斯后来说：“我既恨它，又爱它。”

“鲁斯能讲一口标准的烟台方言。著名的传记作家李辉先生在去美国查阅《时代》创刊人鲁斯和他的父亲路思义的有关资料时，发现有关鲁斯父子的资料中多次出现一个英文单词‘chefoo’。这个单词曾经令李辉先生很是困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单词就是\‘芝罘’的意思，也就是今天的烟台。鲁斯在美国社交圈内常常自称是\‘山东人’。”蔡志书说，鲁斯离开中国是在1912年秋天，这一年他14岁。从出生到离开，鲁斯在中国亲历了中国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并且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成年后鲁斯三返中国

1912年，鲁斯离开了中国，也就是在他14岁的时候回到了美国，回到家乡后上中学，后来进了耶鲁大学。1921年，他耶鲁大学毕业时，和另外一个叫哈顿的同学担任耶鲁大学校报的主编和编辑，1923年开始了他们的《时代》生涯。

鲁斯离开中国后，曾三返中国。第一次是1932年5月。这是他14岁离开中国后，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诞生地。5月7日，鲁斯与内弟一起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旅途中碰上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之后来到北平，曾有机会与胡适等学者聚餐。

第二次是1941年5月。“作为美国《时代》、《生活》、《财富》三大杂志的老板鲁斯，时隔9年后又一次来到中国。此时，中国全面抗日已将近4年。1941年5月8日，鲁斯携夫人乘机从香港飞往重庆。走进重庆的鲁斯，与宋子文重逢，也走进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寓所，与他们夫妇一起喝茶。”蔡志书说：“经蒋介石特批，鲁斯夫妇还与白修德一起乘专机前往宜昌、洛阳等前线采访，在当时及其缺乏飞机的情况下，这是破例之举。鲁斯俨然成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最尊贵的客人，无疑是蒋、宋感怀多年来《时代》对中国的关注，特别是对他们个人的青睐。”

“第三次是1945年10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中国大陆行。”蔡志书告诉记者：“鲁斯这次访问中国，是要亲眼看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此时的鲁斯，已成为国、共两党领袖都十分重视的人物。他抵达重庆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传奇般的人物见面并交谈。几年后，伴随着共产党时代的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不过，与共产党领袖的直接接触，却没有改变鲁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作为蒋介石个人的朋友，鲁斯对蒋的支持，几乎是无条件的，且至死不渝。”

鲁斯在第三次来访中国过程中，重返儿时生活过的胶东，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蓬莱。他细细地观察着文会馆学校的所在地———早先的一座菩萨庙。原先破旧倒塌的地方已经重新修茸起来。他回到他家早年居住的那间小屋，他的两个妹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徜徉在孩童时期玩耍的花园里，走在石板小径上，鲁斯感慨万千。他再次登上俯临大海的蓬莱阁，感到自己也像那东方的太阳，从这大洋彼岸的中国的一角，冉冉升起。

YMG记者凌云鹏撰文/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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