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史的标本阐释

宜宾酒史的专著，早就应当有一本权威的著述出版。不为别的，就因今天宜宾有一个庞大的酒产业。一个庞大的酒产业，决不会是沙地筑塔，更不是无源之水。一个庞大的酒产业，它需要一种积淀，需要一个历史。而《宜宾酒史》（文物出版社，2020年5月一版初印）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准确地讲，是以学术的标高填补了这一空白。

《宜宾酒史》，作为一部博物院的专著，或者用它的副标题来讲，作为一部“文化遗产研究”的专著。它首先应剔除的是：弥散在浮躁的空间里关于酒或者说关于宜宾酒的杜撰。也就是说，它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编造（几无合理的）、哪些是传说（传说有它合理的一面）、哪些是历史（历史尚还有真假），在这些纷纭纠缠的酒话酒史里，写出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著述，这是这部《宜宾酒史》要面对的。而这种面对也正使这部酒史具有了它的学术价值。

《宜宾酒史》分为先秦之前的有文字史和无文字史、汉、唐、宋、明、清、民国七个时期，在宜宾众多的酒文酒诗酒具和相关的器物里，梳理出了一条宜宾酒史的主脉，即从新石器后期开始的、贯穿四千多年的宜宾酒史印迹和辉煌。作为一家有地位的博物院，酒的器物是这部书的长处、作为最新考古发现的酒具是这部书的精灵。前者，书里集有许多博物院的酒器藏品（一些是国内独一的），而且印制也很精美；后者，向家坝库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酒具，让宜宾的“枸酱”有了更长久的记录的实物展示。唐宋两朝是宜宾酒史的转折转型期，由于酒业，让宜宾这个尚还未完全进入中原文化正朔的边地，有了酒及相关物（如杜甫的东楼诗句、如黄庭坚的姚子雪曲等），宜宾大踏步地走进主流。有明一代，则是宜宾酒业突飞猛进的时代，今天宜宾的酒能如日中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代给我们当下留下了依然产好酒的槽房。从明代遗留的槽房分布看，从岷江、长江都有，可见在明一代酒于宜宾的重要。也可以看到宜宾从此发展到清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的商贸重镇。无一可以替代的重镇。

宜宾的商业发展史，或许便是一部酒的发展史。

由此，完全可以认为，宜宾的酒史就是中国酒史的一个标本。而《宜宾酒史》便是中国酒史的一个标本。《宜宾酒史》就是以考古的新物、以馆藏的旧物，以涉及宜宾的酒文酒诗，和只有宜宾才有的酒具考古现场等，脉络清楚地向当下展示着这一标本。

幸哉。我们有了这一酒史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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