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国人对生存及死亡状况的一种唯美式的理想寄托,现实生活中却是很难实现的。各人的人生各有不同,死却是大致相同的。一项医学调查研究显示,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生老病死,无疾而终的“静美”是很少的,95%以上的人最后是死于各种疾病。当自己的亲人的躯体被病魔占领,在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人们究竟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记者追寻这个有点“揪心”的话题,探访玉林人的各色人生,最终发现“生命的最佳选择”似乎是相对的:我们只有无限接近最佳,距离最佳却总是差着那么几步!
个体的“生命版本”
生命的选择,关乎尊严,关乎道德,关乎亲情,关乎法律,还关乎家庭的经济,不得不察,不得不慎,这是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3个“生命的案例”的最深体会。
抗争到底
今年40岁的梁东头发几乎白了一半,他说这些白发几乎全部是在今年愁白、累白的。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正逢“人到中年万事多”阶段:小孩尚小,父母迟暮,事业要打拼。
这个阶段对于梁东来说犹为特殊,他的妻子、母亲在今年同时被检查出患有重病,“妻子多年头痛,今年最后确诊为患有脑瘤,体积有一个鸡蛋般大小;母亲是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今年检查出心瓣已经坏死,必须换上人造器件,否则将不久于人世!”
在多方咨询下,梁东作出艰难的选择:“我砸锅卖铁,也要请国内目前最好的医师给她们两人来治病!而且明明有挽救亲人的机会,自己却不敢冒险,我怕将来会后悔的!”
梁东开始了“两线作战”,他首先把母亲送到武汉一家国内最好的心脑病专科医院,好不容易排上号,住进医院,然后检查,再利用等候手术这个空档,赶回玉林,给妻子住院,让医院请来北京一位著名专家亲自操刀手术。手术刚结束,匆匆交待好其他亲人照顾,自己马上坐飞机飞回武汉,在揪心的陪护半个多月后,终于盼来了手术的机会。
结果非常完美,梁东的母亲装上人工心脏器件后,现在已经能走路,康复得很好。妻子的瘤子切除得非常干净,而且是良性的。“现在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努力工作,挣多点钱,尽早还通债务!”
后悔不已
同样是不惜一切代价,林英却换回来了一个糟糕的结果,10月3日,她在个人博客发布了一条信息:“今天一早,母亲驾鹤西去,但愿她在天堂中一切病痛都没有了!”
今年7月林英70岁的母亲检查出患有晚期子宫癌,在召开多次家庭会议后,大家最后决定把母亲送到广西一家最好的肿瘤病医院手术。8月底的手术切除其母的子宫,医生还带给家属一个很不好的消息,“病人的阴道组织发现了癌细胞,也就是说癌症已经发生了转移!”
这还不是最差的结果,手术后母亲发生了便秘并发症,10多天都不能排便,肚子鼓涨,医院采取了多种措施,病情却不能缓解。林英陪伴着不断呻吟的母亲,心焦不已。
医院最后确诊母亲的肠发生了粘连,只好再次开刀把其坏死的肠组织切除,然而还是不能挽救年老体弱母亲的生命。“我很后悔帮妈妈作出手术的决定,如果知道是今天的结果,我宁可让她没有任何医治,这样就没有后期种种折磨,尽量让她走得安祥一些!”
编外“职工”
今年10月中旬在玉林市一家县级医院里,记者发现了一位医院职工戏称的“编外职工”。他头发逢乱,衣服尚算干净。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门诊楼的大门旁边,身边放着一个铁碗,等候着好心人到来。每次当人们把一些钱放入碗中时,他就挤眉弄眼拼命作出一个笑着的感谢表情,嘴中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这是一个“脑瘫病人”!
他已经在这家医院“住”了20多年,该医院多名老职工看着这个病儿从孩子变成中年人。“那时他被父母送到医院时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看到没有治愈的希望,父母不告而别!医院多方寻找,也无法找到其父母,而相关福利机构表示收留很困难,医院只好收留下这个孩子!”
医院的职工非常同情这个脑瘫病人,时不时给他点零花钱,他乞讨到的钱其实大多数是他们给的。而医院在20多年里已经换了多任院长,然而每一个领导都善待这名病人,提供衣食,给地方住,生病了还给他治,这是其“编外职工”名号的由来。“医院收留这个病人其实遇到很多具体问题和困难,然而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医院如果遗弃了他,他可能一天都活不了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医院也不是福利机构,这种情况是孤例,不可复制!”该医院一名领导如此说。
两名医生的体验及建议
医院里神经外科、肿瘤科、心脑血管科等科室是医院里重病症病人的密集区,这里的医生往往比其他科室有更重的责任,其中的一个任务是对病人病情作出最“科
学的判断”,最终帮助病人及其家属作出自己的“生命选择”。
建议一:尽人伦
杜风是北流市人民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有将近30年的从医经历,在医院多个重病症科呆过,目睹数不清生离死别的案例,“在我看来,生老病死是一种很自然规律的事情,谁也逃避不了,关键是为人子女、夫妻、父母能尽人伦,不给病人和自己留下终生不能弥补的遗憾!”
据其多年观察重病病人和家属的关系,真正极好、极差都极少,大多数是中间状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到人伦。他曾经看到一名妻子照顾自己生肝癌的丈夫,在身心俱疲时,她会轻声埋怨他:“明明自己有肝病,还照样抽烟喝酒,你看看现在累到家人不算,还可能把自己的命都赔进去!”有时丈夫心情烦躁,高声喝骂她,她照样回骂,摔门走人。然而不到一会儿,她又会走回去,默默地照顾他。在丈夫最后走时,她哭昏过去。
他也看到非常悲哀的情况,一位男人病重住院,其妻看了他一次后再也没有来过,只有其父母陪伴他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生前他的眼睛总是看着大门口,看着看着眼泪就会流出来。我也只能时不时陪他聊聊天,给他点安慰!”
杜风说,对于重病病人来说,可能心理治疗比医学治疗更重要,亲人能时时在病人身边,能给他们极大的心理安慰,不要以忙为借口拒绝人伦责任。“病人在此时会很‘小气\’,我看见过一个老太太时不时在病房数落着那个亲友还没来看她,平时自己怎样照顾他们!然而当这些亲友来看她时,她会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还要封红包给他们!”
建议二:尽责任
在重病科特别是像肿瘤病科死亡率较高,刚刚进医院的年轻医生、护士都有过这样的困惑,“我们尽心尽力了,却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太无可奈何了!”
谢坚是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主治医师,作为一个有着近20年医龄的他来说,“困惑期”早已经过去,“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告诉病人和家属,现在我已经加入他们的‘战斗组织\’,病魔也许很厉害,他发射的子弹百发百中,我没法抢走他的枪,但是有可能从他那里偷出几发子弹,在他弹尽粮绝时,奇迹就会发生!如果你配合我做好治疗,你可能就是那个幸运者!”
今年5月谢坚的科室收治了一位因车祸头部重伤的6岁男孩,送入医院时已经陷入重度昏迷,住院每天都要花去很多钱,半个月过去却没有好转迹象。其农民父母打了退堂鼓,表示要放弃治疗。神经外科主任邓承能会同其他医师给男孩会诊后,却得出结论:小孩苏醒的可能性还非常大!于是谢坚等人多次做男孩父母的思想工作,配合医生治疗。一周过后,男孩醒了过来,其父母高兴得跑到住院楼外面,又哭又笑。1个月后,男孩治愈出院,其父母对医生千恩万谢。“其实我的心里与他们一样高兴,比中了百万彩票奖还要高兴!”谢坚对引起国内热议的一件医疗事件采取保留的态度,一名医学博士选择了尊重病重父亲,在不积极施救的情形下让父亲离开。“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无法抗争。但我想说的,对于这么一个‘个体\’的选择,没有必要过多诠释及拔高,面对病疼,积极去施救,病人积极抗争,这应该是人类的主题,如果都选择放弃,那人类的医学还会有进步吗?”
谢坚还建议,很多重病的发生都是日积月累的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身体损害,平时注意体育锻炼、加强预防是最关键的,这也是对家人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让无力者更有力
对于有重病病人的家庭来说,往往意味着巨大治疗的开支,像前面提到梁东的例子医疗费用总支出达到60多万元,这对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不能承受的。如何让无力者更有力,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一路追寻的问题。
让医保更完善
医保是现在所有病人及家属的最大的靠山。记者从玉林市医改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市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86.5万人,参合率123.30%;新农合参保人数542.716万人,参合率98.93%。市民罗女士去年视力急剧下降,后诊断出其患有“右眼静脉瘘”。这种病最佳治疗方式是介入治疗,补好瘘口。
然而这种治疗也极其昂贵,光检查费就是1 万多元,后期住院治疗费又用去11 万元。职工医保最后帮她承担了大概55%费用,之后她还得到1.3万元大病医疗救助。
罗女士在感谢国家给予救助的同时,也有困惑:“我之所以达不到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的平均数,最关键是手术用到的器材大多数国内无法生产,只能从国外进口,这部分能报销的极少!”
而有的重病病人家庭埋怨,有的重病市区内医院治疗水平有限,需要到外省的医院治疗,手续却极其繁琐。根据广西的规定,因病情需要,需转区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需提供单位证明、三级医疗机构两个副主任及以上医师会诊建议转院并签名后的转院申请审批表、医疗保险证、病历资料,经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初审,报玉林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批后方可转院。“我为母亲的病跑了很久才
最后办通手续!”梁东说。
据记者了解,罗女士及梁东反映的问题是国内目前医疗体制下普遍遇到的问题,一些难题现在正在解决中。
让捐助更积极
今年8月北流市重病义工罗智得到社会大力捐助,社会各界向这位13年献血逾6.6万毫升“献血大王”倾注毫无保留的爱,本报及同城其他媒体相继报道后引起极大的关注,筹集到捐款60万元。“虽然现在治疗效果不是很好,毕竟控制了其病情进一步的恶化,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其家人说。
本报热线每月都接到不少的重病求助热线,记者也不遗余力地报道出去,他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及帮助。然而据记者观察,近年媒体报道的效果却呈现逐步下降的局面,“最关键过去救助新闻少一些,社会关注度会较高,现在越来越多,社会的爱心资源是有限的,这样平均下来每个人得到的捐助就会少了!”一位多次参与救助新闻写作的记者分析。
北流市义工协会副会长甘志军却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社会上爱心人士越来越多,现在关键是有诚信的社会救助慈善组织少,所以不能有效地发动社会爱心资源。政府在民间慈善组织的培育及支持力度上应该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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