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大师讲座，感悟阅读底蕴

洪子诚老先生今年已经73岁了，他的脸上、头发上已经被无情的岁月打下很深的印迹。岁月在他的脸上抹下沧桑的同时，也把他杰出的文学成就印在文学史库里。洪老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他有十多部著作，其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学界视为“克服了之前当代文学叙述体例的缺陷，同时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局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12月15日晚，洪老先生莅临玉林师范学院作《个人的阅读史》主题讲座。怀着对洪老先生的无限崇敬之情，我来到了讲座现场，不仅近距离见到洪老本人，还亲耳聆听到他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受益匪浅。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阅读呢？在座无虚席的学术报告厅里，洪老先生向我们娓娓道来。

洪：个人阅读史实际上是讲我今年春天出的一本书《我的阅读史》，我不是为了推销这本书。我们主要是围绕关于阅读的问题展开。我们都知道，过去我们在文学研究里头，大家都比较关注作家、作品。实际上对阅读及读者的分析比较少。阅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像法国的作家萨克，他讲到什么叫文学，什么叫文学作品里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作家写出的作品，没有人阅读的话，那么这个写出来的东西不过是油墨在白纸上留下的污迹，就是黑色的污迹。如果没有阅读的话就不能够叫做文学作品。”这个道理，包括在文艺学、美学里面，大家都慢慢接受，所以现在大学里头，阅读已经受到关注了。

那我们该如何读书，读什么样的书好呢？洪老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洪：今天晚上我就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谈谈感受。不管我们是不是有意，每天都有好多时间跟书籍接触。实际上在开始读书的时候，都可以跟书本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因人而异的。这个关系里头呢，一个方面来源于书本本身。读一本理论书跟读一本诗集，我们的心情、表现、态度都不同。有时候我们读一本新书跟读一本旧书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读选本跟读全集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读全集基本上是抱一种研究的态度，但是读选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非常害怕。害怕这个作品的选家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他选的作品能不能代表这个作家的成就？这个是我们读选本的时候所不确定的。所以，我在研究当代文学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是比较重要的话，我会去读全本。

另外的是读一个已经被公认为经典，和还没有进入经典系列的作品，我们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我们有时候，比如研究古代问题的时候，用我们现代人读书的方式推测古代人读书的方式，这个是很不可靠的。

欧文先生在《他山的石头记》里面有一个建议，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邀请的态度去读书，什么叫邀请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热情的态度去邀请书籍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我们一开始就不要抱着非常明确的目的，（而是）聆听书里头提到的意见，听一下它说什么话，逐渐地跟它对话，逐渐地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他说这种邀请的态度是最好的读书态度。

对于很多做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读书的时候都有一种零碎的功利的目的，为了研究，为了写一篇论文，为了写一个实验性的文案等等。可以做到无功利地读书，用邀请的态度去读书，对洪老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洪：这种邀请的（读书）态度，实际上我们有好多人都做不到，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现在我退休以后，我能做到了，所以这是我快乐的地方。

影响我们阅读的因素除了以上所说的外，洪老先生认为书的定价也是影响读者阅读的重要因素。

洪：《我的阅读史》定价38元，我非常生气地跟出版社的编辑说，你定这么高的价钱，有谁买这本书？如果他买一本的话，他会一边读一边说，“哎呀，38块钱，值不值？”这个可能是他心里头比较难受的事情。当然后来我又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我看到旅馆里头一个送餐的价格表，有一项竹筒牛肉饭，定价也恰好是38块钱。（一本书）跟一份竹筒饭的价格一样，也说得过去。

拿到一本陈旧破烂甚至散发着霉臭味的书，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情？避之不及还是感触良多？在洪老眼中，这是记录读者感情的又一载体。

洪：《我的阅读史》也提到苏联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日瓦戈医生》。我是1987年读的这本书，然后我在2005、2006年写《我的阅读史》的时候，叫我的学生把这本书借出来。借出来这本书就是我1987年读的那本。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拿在手里头，就有一种时间被压缩的感觉。这10多年或者20年的时间就压缩在这样一个封面之间，我会想到有多少人读过它，读的过程心里会有什么感想。那么这跟读一本新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现在大家读电子书的时候不能留下的情感的记忆。

洪：为什么我的书会起这样一个名称，主要就是我在读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的《阅读史》的时候，受到他的启发。他在《阅读史》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他引用英国作家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每年读一次哈姆雷特的话，读了之后把你的感想都写下来，实际上就是在写你自己的传记。”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另外还有一个先生，他是这样讲的，“对于一个经常读书而且他的生活跟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他的生命。”《我的阅读史》的名称的由来其实就是受到这些启发。

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人开始研究当代文学史，洪老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在当代文学史的开拓路上，他甘当像鲁迅先生那样的孺子牛。

洪：因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当时还没有开始，所以我在资料的积累跟清理、收集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包括我后来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我一页一页地翻阅《文艺报》还有《人民日报》，因为那些报纸都不会有很多人去看，所以积了很多灰。（翻阅的时候）每天都有灰尘进入鼻孔。我想起来，现在都有点自恋，觉得自己好像很伟大。

《我的阅读史》里面提及到了很多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的文学家，如我国的文学巨匠巴金，俄国的短篇小说巨匠契科夫等。为什么要写这些人呢？

洪：为什么写巴金呢？因为巴金刚去世，有一个报纸约我写一篇巴金的文章。我写的是我从念中学到20世纪90年代读巴金的作品的思想历程。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是契科夫，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他的粉丝，而且是非常忠诚的粉丝。我读完各出版社出版的27本的契科夫的小说集。可能契科夫的作品和本人的性格跟我比较像，对我的文体影响很大。

另外的是《我的阅读史》里头呢，提到几个人。一个是日本学者丸山升，其实我跟他的交往非常短暂，也就见了两面。丸山升1956年患上急性肾炎，得知这一情况，他写道，“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这样连一趟中国都没有去过就死呢。”这句话让我震动，以至一时没能继续读下去。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洪老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用认真的态度为我们传播知识。很难想像现在已经70多岁的他是如何坚持住的。或许用一个最朴素的词来说就是：敬业！在他的身上，看到的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执著。

另外一个则是我个人的东西，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教学跟研究都跟中国新诗、当代文学有密切关联，实际上就是在研究的过程里头对我造成很多困扰。一个是处理文献、材料的复杂程度。因为在我开始研究当代史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人并不多。那时候，所有有才华的人都被同学批评和欺凌。当时我也尝试写文学批评的文章，但是我被好几个刊物退稿。文学批评我没有能力做好，所以我就开始做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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