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海源与陕西“包干到户”第一县（下）

1982年2月，吴堡县级领导班子成员欢送石海源（前排左四）调任榆林县委书记。

冯东旭 摄

当晚，石海源书记打来电话:“程鹏，你不要害怕，我给地委领导说了，是我石海源让李程鹏干的，处分就处分我石海源。我的乌纱帽决定权在地委那里，你李程鹏的乌纱帽在我石海源手里。稳稳地干你的！”

□冯东旭

五

是执行当时中央文件规定的“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干到户”，还是尊重农民自发的包干到户实践？许多干部怕犯这个政治错误。石海源认为，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先要解放思想，带头冲破左的束缚。

首先，县委召开县级领导班子干部会议和各公社县上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然后，石海源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世祥深入到各公社和重点大队，组织召开生产队干部讨论会、公社干部研讨会、党员团员座谈会。

每次会议，石海源书记都做主题发言：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检验了包干到户好，群众饿肚子手里没钱花检验了“大锅饭”不能吃；农民包干到户种集体的土地没有偏离社会主义；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包干到户，简单利索实惠。

我参加采访了辛家沟公社干部研讨会。石海源讲：敲钟上地一窝蜂，精精捉憨憨，出力不出力，一样挣工分一样分粮食，时间长了，把憨憨逼成精精，勤人变成懒人，“大锅饭”里没米下。包干到户了，农民自己给自己种地打粮食，就纳上命劳动。这不是生产关系上出了问题吗？吃“大锅饭”，违背了马克思的劳动分配原则，多劳不能多得，所以打不下粮食饿肚子。

石海源的“精精捉憨憨”理论，深入浅出，具体生动，深刻揭示了吃“大锅饭”，违背社会主义劳动分配原则。县社两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逐步解放开来。

1980年夏天，全县有50%多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畔畔山冬小麦获大丰收，“大锅饭”时每人分三五斤小麦，这年人均是65斤。地里到处能看到脸盆大的南瓜，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六畜兴旺，半年生下150多只羊羔羔。

畔畔山村有个瞎子叫薛五贤。每有谁家修窑合龙口和婚嫁喜事他就去道喜：一撒金，满堂红；二撒银，元宝银元满地滚；三撒摇钱树，包干到了户；四撒聚宝盆，包干到户凭咱石海源王世祥李程鹏……

六

在这可喜的形势下，榆林地委一位副书记带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横沟，质问：谁让畔畔山搞包干到户？是怎么个包法？李程鹏说，畔畔山吃“大锅饭”，上工一窝蜂，出勤不出力，粮食打不下，公粮交不上，老支书撂下担子跑了，新选的支书薛文堂好赖不接任。束手无策时，我说咱搞土地承包，包产到户，薛文堂就愿意了。薛文堂把社员叫来在讨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时，大家嫌麻烦，干脆包干到户，留够国家和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80口人每人4亩。一夜工夫，把321亩土地分给18户人家来种。骡子牛驴犁耙作价“借”出去……

李程鹏话还没说完，就被地委副书记打断：咋个借法？告状材料白纸黑字说卖了。我们一到横沟地界就和其他公社不一样：大队饲养室是空的，集体的羊只到了个人圈里……李程鹏说，我再没好的办法，不行了，我回县上再当我的团县委书记。这个地委副书记“哼”了一声，气得连饭都没吃就离开了横沟。

这怎么办呀？大石坬大队正在分羊到户，刘丰山等几个生产队紧锣密鼓划地包干。无奈，李程鹏应高人点化，准备装病回老家李家塬寻求“政治避难”。

当晚，石海源书记打来电话：“程鹏，你不要害怕，我给地委领导说了，是我石海源让李程鹏干的，处分就处分我石海源。我的乌纱帽决定权在地委那里，你李程鹏的乌纱帽在我石海源手里。稳稳地干你的！”

七

确实，当时形势严峻。畔畔山的星星之火没被扑灭，山头村景家沟几个大队的大包干夭折了。有的大队干部和公社领导，见石海源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世祥来了就躲起来，他们不愿意搞包干到户。而且更大的阻力在上层。

节骨眼时，省委派了一个副书记带一帮人马来灭火。在县委常委会上，省委副书记发命令：纠正，必须纠正！海源，很快纠正！石海源说：难纠正，群众就不答应。副书记问：你海源答应不答应。石海源回答：群众不答应我咋能答应。副书记发火了：山高皇帝远，小小吴堡县尽董大乱子。石海源说：吴堡确实是个小县，但老百姓饿肚子是个大事，包干到了户，农民一下子有粮吃有钱花。

省委副书记呼地站起来：包干到户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啦！石海源不示弱也站了起来：土地是集体的，农民承包种集体的土地，给国家和集体交公粮，这咋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省委副书记脸涨通红：大包干大倒退，滑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后患无穷。石海源锵言出鞘：包干到户好，多打粮食肚子饱，其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优越性最独特。

两人越辩越激烈，越激烈靠得越近。唇枪舌剑，两个小时电闪雷鸣般的交锋，气氛特别紧张。

结果谁也没说服谁。一个说不纠正他没办法给省委书记交待，一个说纠正了他没办法给群众交待。

前几天，我去榆林拜访石海源，问他当时怕不怕，他哈哈笑道：“不怕，根本不怕，我坚信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大不了再把我乌纱帽摘掉。天爹爹呀，这包干到户是农民喉咙系系上的大事情！”

“说大义凛然一点不过分。为了老百姓吃饱肚子，再摘掉乌纱帽，石海源在所不惜，一定要坚持搞下去。”74岁的李程鹏回忆起40年前的事，深情地说：“送走省委副书记，石海源让王世祥叫来我，三人商量包干到户，生产小队就没必要存在了，公社三级所有制变为两级，我们如何解决好体制过渡中存在的问题。”

八

“这个过程真是曲折。种地的农民都盼望包干到户，可是许多社队干部反对。我心知肚明，他们掌握‘大锅饭’的勺把子，可以捞着吃稠的，一天不劳动也能挣上工分。我到一些村子里，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就躲开了。而种地的农民，一听说爱搞包干到户的石书记来了，一下子都围了上来。说他们村的领导不搞怎么办？我说，你们开个会，选个分地的组长，快点把地分开种，群众说，能行吗？我说，行！不要害怕。可是有的地方我前脚走，后脚公社领导就纠正了，并给群众说：要听中央的话听省委的话，咋能听石海源的话！1980年冬季，有些村就这么来来回回翻烧饼似的折腾。”讲起当年的情景，石海源脸上露出不服输的笑容。

张家墕公社党委书记思想转不过弯来，“翻烧饼”折腾了几个生产大队。石海源派王世祥副书记在张家墕蹲点，一对一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领着去畔畔山参观学习。他终于开窍了：一大二公、平均分配，吃“大锅饭”，勤人变懒人，出勤不出力；分田到户，自己给自己劳动，懒人变勤，勤人更勤；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千里马”。一通百通。很快，把张家墕公社24个生产大队的67100多亩土地全包干到户到1670多户人家耕种。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自己的合法户口。半年后，陕西省委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就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上，思想不解放，控制得太严，省委书记做了自我批评，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

九

畔畔山的星星之火燃红吴堡全县。1980年底，全县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到1981年全县共有221个生产大队的627000多亩土地分包给15900多户农民耕种。吴堡这个仅有6万人的陕北小县，成为陕西“包干到户”第一县。

包干到户让吴堡真红盛了。1981年全县产粮5000多万斤，除交国家和集体之外，人均占有粮770多斤，比全国人均占粮多了134斤。长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吴堡，涌现出100多个万斤粮户和500多个家庭副业收入千元以上的户，有三分之一的户“耕一余一”，全县的红枣、蚕茧也大丰收了。

三年中，吴堡县新修窑洞5000多孔，有1200多对青年结了婚，多年的光棍汉也娶回了媳妇。移民在外的150多户社员返回家园。社员大力购置农机具，其中手扶拖拉机就有192台。

同时，吴堡的“包干到户”也给新闻写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题材。我写的《吴堡县由“三靠”变为“五多”》《吴堡运输公司为长途贩运提供方便》先后在《人民日报》刊登。

1982年2月，石海源调任榆林县委书记。离开吴堡时，老百姓涌上街头夹道欢送。

石海源书记牢记使命，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很快在榆林县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同时，带领30万榆林县人民治沙造林，并荣获“全国治沙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近日，当年跟踪采访吴堡包干到户的陕西日报高级记者元树德动情地说：“谈起农村改革，我们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石海源。他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推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次成功的生产责任制，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权，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直谏省委领导，其胆识令人敬佩！”

满身豪气的元树德竖起两个大拇指：“我敬佩两个陕北血性汉子，一个是米脂的石海源，一个是吴堡的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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