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蜀还蜀，名传天下 近代史学者董凌锋接受采访，讲述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的家国情怀

宋育仁创办的《渝报》与《蜀学报》

《宋育仁文集》

《重修四川通志稿》填补了百年空白

位于三圣乡的东山草堂，内院及宋育仁石刻像

宋育仁素描像

本报记者 蒋蓝/文钟永新/供图

提要

今年是巴蜀先贤宋育仁诞辰160周年，日前，宋育仁纪念展在北京成功举办。

宋育仁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密切关注时局、身怀忧国忧民之心是他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的品质。宋育仁身兼维新思想家、革新家和实践者等多重身份，在多个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近代四川“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嘉宾

董凌锋，山西偏关水泉人，生于198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研究宋育仁10余年，出版学术专著《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主编大型历史文献《宋育仁文集》（共14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另外发表《宋育仁的吏治思想简论》《宋育仁的边疆思想》《宋育仁银行思想简论》《宋育仁公司思想初探》等多篇学术论文。

手记

2018年11月3日

晚清以降，面对国困民贫、日趋恶化的国家与民族危机，不少仁人志士对救国救民之策展开艰辛探索与思考。在探求救国救民之策的近代历史人物中，宋育仁为其中杰出一员。

今年正值宋育仁诞辰160周年，亦为戊戌变法120周年，为纪念这位在维新运动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巴蜀先贤，2018年10月10日-19日，由文化学者、作家钟永新策划设计的“宋育仁先生诞辰160周年纪念北京展”在诸多友人协助下，于清华大学西门附近水磨社区“前流书店”成功举办，这是自2008年在北京豆各庄读易洞书房举办“消失者”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周年首次纪念展来的第二次主题展。

宋育仁（1858年—1931年），四川富顺大岩乡（今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人，字芸子，生活于晚清民国期间，人生经历极为丰富——1886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检讨、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官、四川矿务商务监督、《渝报》《蜀学报》创始人、尊经书院山长、江南南菁学堂总教习、北洋造币总长总参议、学部与民政部等五部顾问、国史馆代馆长、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四川国学院院长、《国学月刊》主编等职。宋育仁一生涉足政界、外交界、经济界、教育界、媒体界、文化界等多个领域，扮演了爱国者、思想家、维新志士、文化使者、国学家、文学家等多种角色，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晚年时节，宋育仁居住在成都东山草堂，潜心著述，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成都定居的晚年宋育仁主要从事学术、文化、教育工作，但他从没有放弃对时局的关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可以说，密切关注时局、身怀忧国忧民之心是宋育仁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的高贵品质。

宋育仁身兼维新思想家、革新家和实践者多重身份，在多个领域作出巨大贡献，誉之为近代四川“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并不为过。笔者认为，研究宋育仁，要放宽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要促进研究的全国化、国际化，进一步扩大宋育仁研究的影响力，直至建立起一门“宋育仁学”。

钟永新是一位巴蜀文化挖掘者、研究者，采访、研究过多位川籍学人，在他看来，宋育仁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冠之以“思想家”的头衔名副其实。宋育仁思想明显的特点主要有：其一，关注经济、追求富强。他对经济问题高度关注，撰写了大量经济方面的著述，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忌讳空谈，关注现实。他对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尤为关注，对政体、吏治、边疆、币制、交通、税制、金融、理财、农业等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对症下药，开出了医治顽疾的药方。而本报记者所采访的董凌锋是研究宋育仁10余年的近代史学者，他的研究，几乎囊括了目前能搜集到的内地图书馆所藏的宋育仁著述，由他来谈宋育仁，可谓当仁不让。

对话

胸怀祖国、心忧天下的爱国者

记者（以下简称记）：联想到19世纪末的历史大背景，能否简要谈谈宋育仁的成长、出仕等经历？

董凌锋（以下简称董）：1858年，宋育仁出生于四川富顺沿滩区仙市镇大岩村二组，一个小地名叫“倒石桥”的地方，他幼年父母双亡，跟随伯父到广汉发奋苦读。1879年，22岁的宋育仁高中举人，1884年，写出《周礼十种》，包括《周官图谱》，后来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鼓吹变法，其思想根源即基于此。

1886年，29岁的宋育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性格直率、思想活跃的这位四川“短宋”（矮个子），在被守旧派控制的翰林院难以施展抱负。1889年，光绪帝亲政、加冠、婚庆三大礼举行，激发了维新派的政治想象与热情。宋育仁献《三大礼赋》，文名大显，5年后写成《时务论》，阐述维新变法主张，倡言向西方学习，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介绍了西方社会的运作情况，引得朝野注目，宋育仁因此被称为“新学巨子”。

1894年，宋育仁以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官的身份，出使四国。出国期间，他深入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风俗等，并与世界著名汉学家理雅各、麦克斯·穆勒多有学术交往，后来写出了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泰西各国采风记》。

记：1894年10月，宋育仁与清政府驻英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人密谋奇袭日本本土……

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他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商议，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2000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这一计划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

宋育仁一边报请朝廷批准，一边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联系，以取得这些大臣的支持。宋育仁还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200万英镑、另战款100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事情紧锣密鼓地进行，已是“炮械毕集”。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宋育仁在欧洲的活动，此时公使龚照瑗返职。龚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清廷已打定主意和日本媾和，李鸿章坚决反对“狂人”宋育仁的举措，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立即回国。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宋育仁“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膺私泣，望洋而叹”……在回国途中，他写成《借筹记》，详细记录了事件的经过，痛陈壮志未酬之情。

在我看来，奇袭长崎之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虽未能实施，但宋育仁胸怀祖国、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心应予充分肯定。晚年的宋育仁依然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时常发表文章抨击时弊，为民请命，严厉声讨民国年间的黑暗时局和流毒社会的不正之风。

传播西学、汇通中西的文化使者

记：知晓奇袭长崎之谋的人对宋育仁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此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董：宋育仁出使英国任驻四国参赞官期间，撰写了《泰西各国采风记》，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情况，与汉学家理雅各、麦克斯·穆勒等研讨学术，多有交往，扮演了传播西学、汇通中西的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之后，宋育仁热衷传播西学，维新运动期间，他亲自为孟德斯鸠名著《法意》作注，写就《法意钞案》一书。

20世纪初，宋育仁撰写《经世财政学》《宋芸子先生政法讲义》《政法研究学》等著作，其中《经世财政学》为当时中国人撰写的为数甚少的经济学专著之一。宋育仁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整顿税制、铸造金币、设立银行、发展交通等，现在看来仍具有现实启示。他的银行思想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而日益深化：一方面，他阐述了对银行及银行制度的认识；另一方面，提出创办“官银行”“国家银行”等主张，认为“标在政治，本在经济，故经济思想尤为当时维新运动之根本”，梦想以此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尤其是金融侵略，夺回利权，实现富国目标。

针对盲目学习“制器”的洋务风潮，宋育仁指出：对于西方国家“不师其法，惟仿其器”“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可谓一语中的。

敢为人先、踏实肯干的实干家

记：宋育仁有“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的美誉，其实他更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

董：是的，宋育仁是反对空谈、重视实践的“起而行”的实干家，这样的实干家在晚清民国非常罕见。20世纪初，宋育仁受聘辗转于各地，担任湖北土药税务总局督办、江西铜圆厂总办、北洋造币厂总参议等职。集多重角色于一身，证明宋育仁的确是近代中国努力探求救国强国之路的先进人物。

甲午战争后，宋育仁以“善办工商”之名，受命回四川办理商务，在重庆设立商务局，负责全川商业公司的创办事务，亲自制定“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十五条”，对拟创建的公司作了详细规划。宋育仁鼓励积极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主张筹建股份制公司，在其主持下，四川第一批近代民族工商企业得以创建，四川的民族经济得以萌生和发展。宋育仁无愧于“川渝民族工商业创始人”的称号。

宋育仁发现，当时重庆的照明主要使用煤油灯，灯用煤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煤油，全都要靠进口，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中国自己的煤油。所以宋育仁主持兴办的一系列实业公司中，就包括煤油。他先后开办了洋车、洋烛、煤油、煤矿、玻璃、卷烟、药材等公司，还着手创设了由重庆、上海商人合办的“川省火油公司”，极大推进了四川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

办学、修志，文化薪火的传递者

记：宋育仁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又着手创办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1897年10月，他联络杨道南、潘清荫、梅际郇等，在重庆白象街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由此成为巴蜀报业第一人。1898年，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又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人，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报刊《蜀学报》，并附刊《蜀学丛书》。在宋育仁的倡办下，1898年2月，成都仿照日本试制了几辆黄包车，在青羊宫花会期间举办过“车展”……

董：1916年，执掌四川国学院的廖平邀同学宋育仁主讲。宋育仁后来继任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在国学院主讲经学，创办“专为发皇内圣外王之道，以见国学之博大精深”文章的《国学月刊》，共出版23期。

10余年间，饱经沧桑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东山由故旧赠与的丘陵坡地之上（如今的三圣花乡幸福梅林），建起“东山草堂”与果园、莲池。宋育仁借诗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一生倔强、不甘寂寞的他从未退隐，半年居乡、半年居城，于无声处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着传递。

记：在他回到四川的诸多文化举措里，最重要的是主持修订《四川通志》。

董：1911年清廷逊政，中华民国开启共和。1914年教育部咨令各地编纂乡土志，以作教科书，并供清史馆征用。1920年，四川省长杨沧白、督军熊克武经会商，拟成立重修四川通志局，立案分县派款，聘宋育仁、骆成骧、林山腴等乡贤商榷修志相关事宜。然而，直到1924年，重修四川通志局才于杨森督理四川任上设立，宋育仁任总裁。

由于宋育仁在政、学界的影响力，自民初启动重修四川通志，即成为主持修志最佳人选。1928年，行政院令各省县一律修志，四川省已筹备重修省志在前数年，而宋育仁则已主持编纂《重修四川通志》4年之久，有了篇幅过半的成绩。

2017年，由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王嘉陵主持，历经两年抢救整理的大型省志丛书《重修四川通志稿》，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部全套共62册的丛书，是民国时期四川唯一一部大型通省地方志稿。尘封80多年的手稿首次出版，填补了清嘉庆后至民国前期百年间四川无省志的空白，意义非凡。

我想用伍松乔先生那副刻在重建的东山草堂的楹联来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文章留名非小我，书生入世乃大观。”扪心自问，我们对此又做到了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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