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的先辈施展的舞台还是故乡

开办商业场模式领先全国、资阳人考古发现改写历史、著书开启中国音乐史学、撰写不朽名篇成为文艺巨匠……与这些成就相对应的是周善培、张圣奘、叶伯和、巴金、郭沫若。如果梳理四川近现代历史，还可以拉出更多的人名，邹容、喻培伦、张澜、吴玉章、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等，这些都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留学海外，学成后回国效力的先辈，不得不说，这些留学海外的四川人，回国后给四川乃至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四川，原本是盆地地理，但清末变法维新浪潮促进四川人的思想解放和觉醒，向外看、走出去成了四川杰出青年的迫切愿望。留学日本的四川学生，一度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10%；而1918-1921年出现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四川人达到492人，更是居全国之首。

因为要长见识、学知识，所以要离开故乡，但历史证明，这些建立功业的留学生，他们施展的最佳舞台，还是故土家乡。

周善培

（1875~1958，成都人）

考察日本，创办学校

100年前他改变了成都

成都的杜甫草堂，花径影壁前有两个碎瓷镶嵌的大字“草堂”。相信绝大多数成都人都看到过这两个字。

杜甫草堂，是晚清能员周善培扩建成的。“草堂”这两个大字原本也出自周善培之手，毁损后又由其弟周竺君补书。

周善培字致祥，号孝怀，祖籍浙江，1875年出生于成都。光绪二十年（1894年），周善培回原籍浙江科考，屈中副榜。三年后顺天府乡试，因文章超长有违考规，又居副榜。但考官爱惜他的才华，四篇文章均以范文作“闱墨选刻”，周孝怀遂名噪一时。

湖南学使徐仁铸延请周孝怀到长沙，评阅闱场试卷。他写出新思辩文章《力书》，传颂坊间，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名流，如梁启超、谭嗣同、刘光弟、陈三立等，对他的政治抱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尤其钦佩黄遵宪，服膺黄氏关于日本新旧演变的理论。

当时，黄遵宪兼湖南省保卫局总办，周孝怀认真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并向他学了日本警察的章程和方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海外。周孝怀也辗转东渡日本求学取经。

1899~1918年将近二十年间，周孝怀曾七次赴东瀛，重点考察新式学堂、警察制度、办陆军等。1900年，25岁的周孝怀延聘日本教师到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私立务本学校。随后，他又大刀阔斧地在成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治妓院，清理赌局，振兴商业。这一切，都与他在日本的留学密不可分。

曾延年

（1873~1937，成都人）

在日本创立“春柳社”

奠定早期中国话剧基础

1906年，中国近代美术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科”设置，另一件是李岸、曾延年两人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

李岸，就是李叔同。而他的同学曾延年，这个名字虽然不算广为人知，但在中国话剧史上，曾延年是一位不会被遗忘的人物。

曾延年，字孝谷，187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他毕业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校，诗文书画都十分擅长。他身量较矮，双目无神，谈起话来，滑稽幽默，诙谐自如。1906年他考取官费留日，和李叔同一同学习西洋画。他们两人也成为最早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并顺利毕业的中国留学生（1905年黄辅周也进入该校学习，但他中途退学）。

在那时的东京美术学校课堂上，曾延年和李叔同一起，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油画。根据程淯在《丙午日本游记》记载，“西洋画种之木炭画室中有吾国学生二人，一名李岸，一名曾延年。所画以人面模型遥列几上，诸生环绕分画其各面。”

那时的曾延年已经三十多岁，比一般日本学生年长，言行老成朴实，有“好好先生”之称。他善于和日本学生交往，有时到甲州去，有时也参加去修善寺的写生旅行，下起雨来就闷在旅馆里唱中国歌曲。他与李叔同非常要好，1906年他回国度假，李叔同寄给他一张明信片，背面画的是12个人物面相，作喜怒哀乐各种表情，仔细一看，每个面相中都含有一个“曾”字。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幅漫画。

对于曾延年来说，在绘画之外，他更大的兴趣是话剧。以前他在北京居住，就喜爱京剧，经常去听。在日本他也与日本新派剧人交往甚密。正好李叔同对此也有爱好，于是他俩于1906年共同发起创立了“春柳社”。春柳社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1907年中国春节前后，春柳社演出了《茶花女》。这是该社首次公演。李叔同和曾延年是此次演出的主要人物。李饰女主角玛格丽特，曾饰男主角杜瓦。《茶花女》的演出是中国话剧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实乃中国话剧的“源头”，李、曾二人遂被称为中国文坛艺坛的“春柳双星”。

紧接着，春柳社于1907年6月1日演出《黑奴吁天录》，曾延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个剧本由曾延年改编。这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剧本。在内容上，曾延年主要截取原小说的开头部分；在形式上，他采用了西方近代戏剧的分幕方法。他自己也在剧中扮演汤姆、韩德根、意里赛三个角色，这体现出他较为宽广的戏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和曾延年都擅长美术，所以，春柳社的这两次演出，舞台美术工作都做得十分到位，受到各方的一致赞扬。演出《黑奴吁天录》后，李叔同、曾延年还演出过《天生相怜》，李叔同扮演西洋少女，曾延年饰父亲。不过，之后李叔同就对演出失去兴趣，不再参与春柳社的其他演出，而曾延年虽未彻底淡出，但也较少参与活动。他俩似乎先后都将精力用到美术方面去了。

1911年3月，曾延年和李叔同从学校毕业。李叔同回国任教，而曾延年考入了西洋画科研究科，为该画科的第一个中国研究生。但他没有继续深造下去，而是只学了一年就退学回国了。其后他在四川执教，再未登台。1937年，已经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托人寄《金刚经》给曾延年，上面写着“四川成都少城小通巷五号曾孝谷居士收”。

邹容

（1885~1905，巴县人）

留日计划一波三折

学成归来，鼓吹革命

邹容的名字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大概都是因为那荡气回肠的《革命军》。但他的本名叫邹绍陶，字蔚丹，1885年生于四川巴县一富商家庭。12岁时，他和哥哥一起参加巴县的童生考试，因试题古怪，他不仅大胆顶撞考官，并愤然退出考场，从此离弃科举，寻求新知。

后来，邹容离开家乡到重庆求学，努力补习英语和日语，想出国留学。很快，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名额，并与其他青年才俊一起，由重庆知府李立元（当时重庆公派留学生的监督官）带领，赴成都谒见四川总督奎俊。

令邹容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后来正式录取的调查政审中，邹容因“叛逆言行”，被官府下了“聪颖而不端谨”的断语，被取消公费留日资格。这对一心向往东京（当时东京是清朝留学生的首选，从1898年戊戌变法后到民国初年，中国派出留日学生达数千名），渴望接受欧风美雨思想洗礼的邹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邹容没有放弃，他整天缠着父亲邹子璠，要他资助自己自费留学。可是父亲同意后，舅舅刘华廷却又竭力阻扰，说邹容一旦赴日，会给家族惹来更大麻烦。

眼看自己的留日计划一波三折，迟迟难以成行。性急气盛的邹容忍无可忍，竟放出要拿凶器去杀舅舅的“恐吓之辞”。在家人苦苦劝解下，邹子璠终于同意出资让儿子去日本留学。邹容的梦想终告实现。他的旧学恩师江叔澥也写信给他表示鼓励：“去日甚好，中国无一完善学校。”

1902年春，邹容乘船东下上海，转乘海轮来到日本东京。正如当时秋瑾留学日本后，由以前的秋闺瑾改名为秋瑾，有再造自我之意，她以前的名字反而不为人所知了。邹容一到东京，被这里如火如荼的爱国救亡气氛所感染，于是，他给自己改名叫“邹容”，隐含从此容颜改变、脱胎换骨的寓意。

到日本之后，邹容刻苦读书，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启蒙经典，曾“自比法国卢梭”。同时他还广泛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活动，每到集会必参加演讲，很快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鹊起。1903年春节，在留学生团拜会上，邹容等人更是不顾驻日公使在场，公开演说宣传革命。

当时清政府派驻日本的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私生活不检点，勾引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小老婆。邹容等几个留学生借此机会，拿着剪刀闯进姚文甫的住所，一见面就抽了姚文甫几个耳光，然后将他按倒在地，邹容举起剪刀就剪了他的辫子。

事后，姚文甫向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控告邹容。邹容的狂放悖逆行为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怒，在清廷和日本方面的双重压力下，邹容被迫离日回国。

回到上海后，邹容认识了在爱国学社演讲的章太炎，二人意气相投，结为忘年交。不久，拒俄运动高涨，邹容等人积极演说，成立国民总会，他还发起了中国学生同盟。在这不断高涨的气氛中，5月，《革命军》横空出世。

从此，“邹容”这个名字便在留日学生中广泛传扬，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革命军》，也首次正式署名邹容，一百多万册的刻印本，成为清末发行量最大的反清读本。邹容和章炳麟也被捕入狱，关押在租界监狱里。1905年4月3日，邹容因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邹容烈士为大将军。

吴玉章

（1878~1966，荣县人）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办《四川》杂志传播革命

吴玉章六岁入私塾，十三岁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所学大多为儒家经典。1895年，年仅17岁的吴玉章就开始接受维新思想，深切关心祖国兴亡。他在自贡读书时，就曾拥护和宣传康、梁变法运动，被称为“时务大家”。不过，戊戌变法被扑灭让他的思想陷入彷徨。直到吴玉章的二哥吴永锟从成都回到老家，告诉吴玉章他要自费到日本留学的消息。已结婚生子的吴玉章便舍弃儿女私情，毅然与二哥一起，踏上东瀛求学之路。

1903年，吴玉章到日本后，进入管理规范的东京成城学校。这原是一个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入校后，他用两年半的时间学完了日本中学五年的课程。与此同时，从一进入学校起，他就担任留学生会馆负责联络的干事，社会活动异常繁忙。

1905年第一期中美华工条约期满，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政府续定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义愤。各地反美运动相继而起，乃至波及海外。日本参加反美运动的留学生中，以四川的留学生表现最为积极，他们以同乡会为机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抵制日货问题，并积极与国内重庆、成都等地的反美组织取得联系。国内外反美运动的高涨，终于促使中美不平等条约续签失败。吴玉章作为留日学生中的骨干分子，自始至终参与和组织了这次反美运动。

在这之后，作为革命的追随者，吴玉章又参加了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事后，吴玉章在自传中说：“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效死而卑之。现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从此，吴玉章作为同盟会的最早盟员，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运动。

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极为紧张，鉴于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便向日本政府提出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的要求。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了一道“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义愤，情急之下，全体留日学生决定进行罢学回国以示抗议。在大批留日学生已然回国的情况下，留日学生总会濒临瘫痪。吴玉章决定由自己完成收拾残局的使命，组织尚没有回国的留日学生总会成员，与日本政府反复交涉，迫使日本政府答应了许多有利于留日学生的条件。

1907年，四川留日学生决定创办《四川》杂志，进行革命宣传。吴玉章被推举为负责人。此前一年吴玉章已从成城学校毕业考入日本国立大学预科。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吴玉章临时请假一年，经过积极筹备，1907年年末杂志正式面世。《四川》用大量篇幅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清政府的腐朽没落，热情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还对四川时局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发出“铁路关四川之存亡，四川关中国之存亡”的严重警讯，这些都为保路风潮的发展和革命形势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四川》所产生的强大影响，使清政府感到恐慌，刊物也因此只出了三期就遭到查封。

1911年，孙中山筹划在广州举行大规模起义。吴玉章在这次起义中的任务是负责在日本购买军火。在当时清政府已有防范的情况下，大批购买军火且运送到国内困难和危险非常大。在几次购运军火的过程中，都遭遇危险，最后还是因沉着冷静而化险为夷。4月27日，起义如期爆发。当吴玉章和同行者赶往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他们“一面派人了解情况，一面搜寻武器和制造炸弹的材料，准备马上行动起来，挽救这次起义。”但一无所获，只能又返回日本。

其后，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汹涌。吴玉章便从日本回到荣县，领导了荣县独立，后又发动内江起义，其后他历经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被毛泽东誉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

不久，拒俄运动高涨，邹容等人积极演说，成立国民总会，他还发起了中国学生同盟。在这不断高涨的气氛中，5月，《革命军》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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