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寻找川南意义：从地域到文化（上）

■伍松乔

我本川南人，生于泸州长江边，长于富顺沱江岸，安身立命于岷江上游成都。近些年常回川南，与家乡文友交流，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寻找川南的意义——从地域到文化到文学。

作为“乡愁”派，一向认为“仰望星空”固然重要，但“顶天”之前，该先“立地”。

川南这地，既是一处自然地理，也是一方人文区域，它有没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意象、文化基因、集体文化性格呢？比如像全国的中原、江南、岭南，巴蜀的川西坝、康巴、大巴山那样。

关于川南，至少有三种界定。以地貌而言：成都平原以南，翻过龙泉山的沱江中下游以及南向岷江下游的浅丘、深丘地带；以1950年代初的行政区划省级川南行署而言：包括内江（时辖资阳）、自贡、泸州、宜宾、乐山（时辖眉山）5个地市级行政单位、42个县级行政单位。此外，以地图方位来看，加上攀（枝花）西（昌），也可以叫作大川南。今天所说的川南，大体上是前两者的兼容。

1951年出土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表明早在3.5万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而历经20余年、2012年底结束的四川最大的考古发掘，在宜宾向家坝，川南首个新石器时代遗迹3万余件磨制石器等文物的出土，把对川南历史的认识提前了3000年，为巴蜀文明的分布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川南南缘山区，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衔接的边地，长期生活着中原所谓“西南夷”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有区别也有来往，在魏晋至唐宋元明的文献中，先后不一地称之为“僚”、“土僚”、“葛僚”、“戎僚”、“都掌蛮”、“九丝蛮”等，也被笼统称之为“群僚”，包括土著“僰族”。他们身着筒裙，椎髻、凿齿，使用贵重铜鼓，有着与华南地区越僚系统民族相同的文化特征。《尚书·牧誓》记载，僰人首领因跟随周武王伐纣有功，被封为“僰侯”，在今川南和滇东北地区建立了势力强大的“僰侯国”。为人熟知的宜宾市珙县、兴文境内的“僰人悬棺”，即是这些川南古老民族的遗存。

僰人、僚人荜路蓝缕，披荆斩棘，是川南地区最早的开发者。与中原人、巴蜀人长期视其为落后“蛮夷”的偏见大相径庭，早在两千多年前，他们便以善种荔枝、水稻著称，还精于用荔枝酿酒，这在唐宋大诗人杜甫、黄庭坚、范成大的诗中多有记载，即所谓“重碧酒”、“荔枝绿酒”、“春碧酒”等。宜宾翠屏区东汉岩墓中出土陶田中的自流灌溉、稻田养鱼场景，表明先进的农业技术已经生根开花。《史记》记载，西汉中郎将唐蒙出使南越国，在那里品尝到了僰人所产的蒟（一种蔓生植物，果实似桑椹）酱，得知从四川有水路经贵州、广西可直达番禺（今广州）。于是奏请汉武帝，率数万兵丁，开通了经川南通北盘江，向西直达云南滇池，向东经南盘江和红水河通西江，直达番禺的南夷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方丝绸之路”。

秦汉以后，僰人势力日衰，慢慢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相融，而这方水土根基扎实的繁茂方兴未艾。以泸县宋代石室墓群石刻艺术为代表的川南墓葬石刻为例，其规模宏大、精美异常，令人叹为观止。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涵盖了宋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阶层，成为古时川南版社会风情的《清明上河图》。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川南可是大大地“阔过”。

老川南说来话长，我把它简要概括为“12345”，即：一江（长江上游流域，含干、支流）、两头（位于成、渝腹地）、三都（盐都、酒乡、糖城）、四省（川滇黔渝交接）、五地（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这些特点是老川南生存、发展的基本面。

川南人文的特质，需要从比较中来认识。

在有文献可考的历史里，远古蜀地（今天的川西）与中原文化的主流是背离的，“人文精神”较为匮乏，精神动力来自原始宗教崇拜。缘古而下，即便秦汉一统之后，也是道家显赫，“子不语”的巫术、方术流行。

而川南大不一样。

《华阳国志》记载，江阳郡（以今泸州市为中心）“少文学，多朴野，盖天性也”；僰道（以今宜宾市为中心）“夷中最仁，有仁道。”

长此以往，一脉相承，川南民众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大格局，至今巍然屹立的国保文物单位泸州报恩塔，富顺、资中、犍为文庙，隆昌牌坊群等，足以为凭。南宋时，爱国诗人陆游曾在荣县为官，也盛赞“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而交相呼应的乐山大佛、荣县大佛、安岳十万佛雕、泸县玉蟾山摩崖石雕等，佛像庄严，也与川西颇有市场的装神弄鬼泾渭分明。

鉴于忠孝仁义之风源远流长，不少学者主张将川南文化概括为“尚仁”。

元明清以来，巴蜀历经多次大战乱，但川南遭受的祸害相对较小，因此留存下来了相对较多的老四川居民后裔。明末清初川祸之后，四川不少地方十室九空，人口锐减，后来的居民大多由湖广“填”来、客家迁移，清代之前的原住民在总人口里只占到10%—15%，“并无十世老成都”的竹枝词便是形象说明。而《宜宾县志》对当地48大姓161宗支的统计表明，属于明代居民后裔的竟有约27%，达44个宗支，这在四川全境实属罕见。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口，川南地区保留下来的古风古俗远较巴、蜀为多。就连今天成都“散打”节目里常常被取笑的好些自贡、乐山方言，它其实正是当年的古语呢！从这些意义上，川南人不管从文化和宗族方面来讲，堪称正宗的“老四川”。

集体性格的区别更显而易见。作为川西代表的成都人和川东代表的重庆人，前者阴柔似“水”，随遇而安，后者阳刚如“火”，一点就着。而地处成渝中间的川南人，其刚柔相济，用川南名产“酒”来作比喻是再恰当不过了——酒就是水加火，或曰：能点着的水、不动声色的火。

老川南实力最充分的体现，是一批集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强大资源为一身的丘陵大族。他们中至今尚有景观、遗址可寻的，包括自贡盐业世家的新老四大家族、宜宾江安夕佳山的黄氏、富顺的萧氏、泸县的屈氏等。名声远扬的川西大邑刘文彩，也是在宜宾发家的。

川南多丘陵，丘陵多山寨。历史上的兵荒马乱，将川南各地山寨中的佼佼者，造就成为雄踞一方的特殊城堡。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内江市隆昌县的云顶寨和自贡市大安区的三多寨，这两座古寨，比起川西平原上的刘文彩庄园，其规模与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文彩庄园是刘氏地主1930年代一朝暴发的写实；云顶寨是郭氏家族明洪武年间由湖北麻城挑着衣箩“填四川”开始，渐进累积六百年的结果；三多寨则是18世纪中叶由清代自流井颜、王、李三家大盐商联手共建的。作为绵延衍生、由发展而发达、富甲一方的封建世家与新兴的近代富商巨贾，两者的历史份量不言自明。云顶寨、三多寨的兴建以及继后的大规模扩建，都是斥巨资由名工巧匠按图施工，在统一规划下历时数载“一步到位”的，其总体历史风貌与建筑审美，也是掠得一块地竖起一座房的刘氏庄园不能比拟的。两寨居高临下，建成后从未失守，寨内田土林木、楼阁庭院、市场阡陌、兵棚书院、风光景物，皆自成一方世界。凭借自家强大的综合势力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它们俨然“特区”，在区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地方官员也奈何不得。云顶寨又被人叫作“云顶国”，由此不难想见其不可一世的赫赫声威。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这方热土的文化风景别具魅力，蔚为大观。

川南历史上的文化精英，其人其文，如陈酿美酒，为这片土地平添了不尽的醉人芬芳与浓郁诗意。川南文化的标杆与旗帜人物，如长江上游的浪花，叠叠而来，为中华与家乡的文化长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迸发出绵绵不绝的代代精彩。

择其要者，他们中有：史载巴蜀最早文化人、商朝守藏史（皇家图书馆馆长）、中华养生文化鼻祖彭山彭祖，春秋周大夫、作过孔子学乐之师的资中苌弘，为孝敬祖母辞官、写下千古《陈情表》的晋代彭山李密，堪称中华文化丰碑的千古伟人、北宋眉山苏东坡及其父其弟（并称“三苏”），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晚清“新学巨子”富顺宋育仁，经学大师、“托古改制”先于康有为的井研廖平，“戊戌六君子”之一的维新烈士富顺刘光第，清末民初蜀中一代诗词大家荣县赵熙，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资中骆成骧，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北伐、抗战、新中国解放与建设的跨世纪革命老人、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文字改革领军者荣县吴玉章，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乐山郭沫若，“五百年来第一人”、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画大师内江张大千，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者之一、中国现代电影、话剧大家高县阳翰苼，“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国白话诗开拓者之一的安岳康白情，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蜀中幽默大师”、谐趣斗士内江刘师亮，以奇书《厚黑学》惊世骇俗、百年畅销不衰的“厚黑教主”富顺自流井李宗吾，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一代宗师、以不朽之作《流民图》长卷起诉战争、呼唤和平的泸县蒋兆和，自贡盐商后代，著名乡土长篇小说《自流井》作者、“左联”作家王余杞，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文学院长宜宾县唐君毅，新中国美学奠基者之一的合江王朝闻，中国电影第三代知名导演合江凌子风，当代长安画派创始人仁寿石鲁，台湾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富顺易劲秋，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剧情片《阿里山风云》导演富顺张英，等等。

（作者系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有《姓甚名谁》《记者行吟》《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中国书生宋育仁》《成都》《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天下古成都》等十余部专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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