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文学早春” 汪 军

新文学的“Ａ城”

《春潮》是郁达夫一篇未完成小说，发表于1922年11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此时郁达夫正在菱湖之畔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与1921年秋季第一次在法专教书独自一人住校不一样，这次他把妻子孙荃接到安庆，在城中租房居住。法专同事陶希圣回忆常与郁达夫在迎江楼或大观亭聚会，也是在这一学期。

上世纪二十年代，乍暖还寒的早春，如十二消息之复卦，在重重阴霾之下，有一根新生的柔弱的阳爻。郁达夫“日本——A城”系列便是这个“复卦时代”言语者。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银灰色的死》开篇这句话奠定“日本——A城”系列基调。1923年秋郁达夫赴京教书，作《离散之后》，亦是其“复卦时代”终结。郁达夫“A城系列”包括，直接以A城（安庆）为背景的《茫茫夜》《秋柳》《茑萝行》《迷羊》；《茫茫夜》《秋柳》主人公“于质夫系列”，《怀乡病者》《空虚》《离散之前》；创作于A城的《孤独》《春潮》。此外亦有易君左《塔影》、陶希圣《江风塔影》、苏雪林宜城之忆多篇，“A城”可谓新文学一个地域性符号。民国时的安庆是新文学福地，陈独秀、程演生、方令孺、宗白华、张友鸾出生在这座城市，苏曼殊、朱湘、张恨水、苏雪林、郁达夫、易君左、庐隐、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刘大杰等在这座城市生活居住过，现代文学名篇《海滨故人》有这座城市的背景，郁达夫“A城系列”则是这座城市另外一个生命。

《茑萝集》是郁达夫第二本小说集，收录《血泪》《茑萝行》《还乡记》三篇小说，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初版于1923年10月。《茑萝集》属于创造社辛夷小丛书的第三种。辛夷、茑萝都是植物名，辛夷喻示爱和友谊，《诗经》云“茑为女萝，施于松柏”，意喻亲人之间相互依附，这也是早期新文学情怀。《茑萝行》叙述郁达夫、孙荃夫妇在A城（安庆）的生活，一天晚上夫妇二人争吵，孙荃投江自杀，被几个车夫救回。不知这情节是真是假？

据陶希圣回忆，郁达夫、孙荃二人生活是甜蜜的，无论下课还是聚会，只要有空闲，他都要回家转一圈。“安庆是一个山城，步步是坡，达夫走路很快，旋风一样回家看他的太太。”

“A城系列”是当时安庆文学青年的圣经，郁达夫对安庆山水的描写成为他们的写作典范，《皖报》“菱湖”副刊则是他们主要的创作阵地。

“我对于此处山水的爱恋，与郁达夫的意旨不同。郁达夫爱到这鸭儿塘边小山遨游，为的是看那一碧无尘的碧落，和那江边三角形的小沙洲；而我则爱看西北耸立的几座大山，浑朴纯厚的乡人男女。”（芝灵《鸭儿塘畔话桑麻》）这些文字仍在延续郁达夫、易君左的A城意象，充溢族群新生的气息。从“A城系列”到《皖报》“菱湖”副刊作者群，构成了皖江新文学传统。蕉影、凇霞、梦樵、慈悦、双桃、瑶、朱寄蜉，这些初春旷野静谧的名字；《登迎江寺》《鸭儿塘》《春光含笑中之菱湖》《大观亭远眺》，这些文章记录了他们关于生命的新鲜感受。这座城市，这些人物，还处在懵懂的少年时期，就像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此时的世界是清新的，呼吸的空气是清冽的，而胸中涌动的是充满希望的春潮。

招致胡适的批评

1921年10月15日《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不久即创造了连印十余版、发行达二万余册的奇迹。郁达夫也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文学青年一跃成为文坛炙手可热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大约是在安庆的第一阶段末期开始声名鹊起。所以，当他第二次来安庆时，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放浪形骸在僻巷寻欢的留学归来的文学青年，他开始在乎很多东西了，同事的眼光、别人的议论、读者的反响、评论家的臧否，还有自身的文学地位。《沉沦》虽然读者叫好，但评论界却是一直褒贬不一，且始终贬大于褒：“肉欲描写者”“肉欲讴歌者”“颓废作家”“不道德的小说”等各种帽子都扣在了郁达夫头上，让“天真、潇洒、真诚、自然，而微微带点神经质”（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的郁达夫一下子无所适从。

特别是当时文坛领袖胡适对郁达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就不仅仅是他的小说评价问题了，而是对郁达夫文学水平和能力都被产生了怀疑。在胡适眼里，郁达夫只是一个英文水平很差的“初出学堂门的学生”，他和他的同事，都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把他们几个外国人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篇题为《骂人》的文章在1922年9月17日《努力周报》发表后，在安庆的郁达夫读后几近崩溃。在给郭沫若写的信中，他说他想投江自杀的心都有。对于胡适的批评，郁达夫除撰写《答胡适之先生》反击外，创作于1922年11月的小说《采石矶》把身在安徽法政学校教书的自己比作安徽学台朱筠的幕僚黄仲则，把创造社同仁郭沫若比作黄仲则好友兼知音洪亮吉，而把他眼中的新学阀胡适比作戴震，表明他对胡适派学人的愤慨和抗争。著名学者李欧梵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一书的第六章《黄仲则与郁达夫》中，对《采石矶》也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就在郁达夫受辱（注：指胡适在《努力周报》对郁达夫的指责）而感到气愤、闷闷不乐地度日子的时候，他又重读了黄仲则的诗并写了《采石矶》这篇小说。看来，很清楚，郁达夫将积郁在他内心的感情都注入了这篇小说。通过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人们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他们类同的真人真事：朱筠及泰东公司出版经理；洪亮吉和郭沫若；安庆衙门里那些没有眼力的同事们以及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在当时的文化领域里那目空一切、心怀恶意而又无半点才能的权威考据大师戴震以及可与他比美的所谓“整理国故”的新负责人胡适（据说他为自己能与清代考据大师相比而感到十分洋洋自得。）而至于那个孤独受奚落的才子除了郁达夫外又可能是谁呢？”

安庆同事眼里的郁达夫

终生追随胡适、后来与郁达夫安大文学院同事的苏雪林对郁达夫的评价也不高。苏雪林说自己见过郁达夫，“一身浊骨，完全不像文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只觉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小家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苏雪林对郁达夫作品也很有成见，说其表现的性的苦闷有“色情狂”的倾向：“像《沉沦》中的主人公，一见女性呼吸就急促，面色就涨红，脸上筋肉就起痉挛，浑身就发颤，还有其他许多不堪言说的情形，这是一般青年所有的现象吗？《茫茫夜》里的于质夫，到小店女人处买针买帕，回来后自刺等等可笑的行为，又是普通男子感到性欲无可发泄时的情况吗？”（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

苏雪林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圣公会安庆培媛女校上学期间，每周日都要到对面圣保罗男校的圣三一教堂做礼拜，后来上中学的省立第一女师，亦以校风严谨著称。在安大任教期间，苏雪林兼任女生指导，晚上住在女生宿舍隔壁的一间寝室，当时安大校风比较自由，男生到女生宿舍有时十一二点还不走，唱歌、喧闹，影响了别人休息。苏雪林为此经常与他们吵架，并威胁要告诉学校记过。一天晚上，苏雪林自外返校，走到距离她的寝室不远处小树林时，从林中飞出一粒石子击中她的前额，顿时血流如注，两条手帕都染红了。伤好后前额留下一个凹痕，后来苏雪林不得不用垂下的短发遮蔽。这次遇袭打碎了她的安大“百花亭之梦”，不久就调往武汉大学教书。

郁达夫泰东书局的同事易君左也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且与郁达夫教的是一门功课，但两人在学校几乎没碰过面。这是怎么回事呢？易君左发表于1946年10月的《我与郁达夫》一文对此有简单的记载：

“我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即无形中脱离了泰东书局编辑的职务，而我和赵南公父子及一般朋友们的往来还仍经常不断，中公教书一年即到安庆，在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书。这个法专就是安徽大学的前身，地点在北门外百子桥，离安庆有名的郊外名胜菱湖公园很近。后来到民国二十年我又重到安庆兼安大功课，校长是杨亮功的同学。而在法专时代，几乎经过三个校长：最初是光昇，次是徐某（忘其名），最后是王兆荣。《西子湖边》有一篇小说：《塔影》，即写我在安庆教书的故事，这里面充满了我，也充满了郁达夫。达夫的小说集里，仿佛《迷羊》一种即是写他在安庆的放浪生活。

最奇怪的是，我与达夫执鞭法专并不同时，而是间隔。即我教第一学期，达夫教第二学期，我再教第三学期，达夫教第四学期，所以我们两人各当了一年教授，而这一年却分开两段。但我们两人所教的是一门功课，即欧洲政治史，达夫学政治经济，我也学政治经济，教这门课，并非过分。为什么这样分期教书？这是我们在上海约定的，以便彼此都能休息一下，生活不致呆板。校长对我们很客气，因是老朋友，漫说隔一期，就是隔一两年来教也未尝不可。”

1921年10月至1923年1月，郁达夫只在安庆生活了八个月，却成为了《茫茫夜》《秋柳》《迷羊》三部小说的写作素材，创作时间跨时五、六年，且故事版本不同，使郁达夫这一段时间在安庆的情感生活显得扑朔迷离。《茫茫夜》营造的变态情欲的氛围让读者感到不真实，《秋柳》中碧桃的出场让读者耳目一新，《迷羊》里王介成与谢月英炽烈的爱与欲则让读者喘不过气来。谁才是郁达夫心中的最爱？那个郁达夫与她相约“万一藕丝未断，黄泉相见有期”的海棠，会不会是小说中的海棠、碧桃、谢月英三个人的复合体？作者每次只透露她的一部分信息，在《茫茫夜》中透露了她的名字和身份，在《秋柳》中透露了她的性格和容貌，在《迷羊》里则透露了他们之间的故事。故事的最后结局，被爱情之火耗干的王介成昏倒在圣保罗医院的雪地里，大雪埋葬了他过去的一切，他在教堂的祷告和忏悔中重获新的生命。由此，郁达夫结束了五、六年来关于A城的创作和回忆，他告别了过去，忘却了A城，并在与王映霞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作者系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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