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调歌头·中和 金 妤

文化就像一条河，有着它的源头和流域。当文化遇到淮河，一条河的具象，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承载和特色。

以地望看淮河，以其位置表其宗义：中；以流域看淮河，以其情态表其宗义：和。中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要义，在淮河上一以贯之地呈现着，在无形又无涯的时间里，留下沉积在岸边的有形且无涯的印记——淮河文化。

一

一首名曰《鼓钟》，来自《诗经》的诗歌，在国风歌谣、正声雅乐以及“美盛德之形容”的颂歌之中，它的情态一点也不耀眼醒目，流传得也不脍炙人口，而它却是淮河文化的一个情态源头——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鼓钟喈喈，淮水湝湝，忧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钟伐鼛，淮有三洲，忧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犹。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

这首诗出自《诗经·小雅》，因为诗中三次提及“淑人君子”，后人将这首诗理解为在淮水边欣赏王室音乐，思慕君子贤人的诗作。

在淮河岸边，一边是奔流不停的河水，一边是钟鼓琴瑟的奏鸣，淮水的奔腾映衬出音乐的恢弘；同时，乐器钟、鼛、琴、瑟、笙、磬、籥，演奏起来是那样的和谐，所以，诗歌呈现的是“中和”之气。

除此之外， “中和”之气还表现在“悲”与“喜”的转换和交融上。诗歌的前三节，在悦耳的钟乐声中和欢快的水流声中，诗人的心中却生出悲情，欣赏音乐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可诗人的心思却无时不刻在思慕君子贤臣。诗的最后一节则把前面的情绪进行了转换，中和了伤感与喜乐之情——诗人不再满心忧愁，而是完全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

诗歌中，听到以雅乐为代表的盛世辉煌的正统音乐，诗人却在思慕贤人，很有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现实的危机，才会产生悲从乐中来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孔子“诗教”观的体现，正是孔子整理诗三百的一个原则或者目的——既然诗歌是美政的，就要有教化的作用；虽然诗歌对君主的政治弊病要有所讽刺，但态度却要温和委婉。这种含有“中和”之气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文学作品。

这首以淮河为背景的诗歌，因为具有“中和”之气，被选编进《诗经》，从而成为淮河文化的一个情态源头，流淌在淮河文化的流域里。

二

流淌在淮河文化流域里，一个比《鼓钟》之诗、比《小雅》之集、甚至比《诗经》之典更有创造力的文化事件，在时空交汇点上，落在西汉时期淮河南岸的寿春。

这个文化事件的结果是为后人在文学史上、在爱国主义教育史上，树立了一位高高在上的作品和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事件，中国文学史势必重写。

这个原本是文学的事情却演化成文化的事情，最终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这都是淮河的“中和”之气使然。

因为事情的主人公生活在江汉流域，最后投水而逝。江汉之水吞噬了他，而淮水却成就了他。他，便是屈原，其作品就是《离骚》。

两千多年前的淮水，于楚国是晚霞中的那抹红，在它800年的历史中，把自己晚年的心脏安放在淮水流域，把淮水中游的寿春作为它的都成郢，同时也把发自于江汉流域的文化携带过来。

发端于江汉流域的楚文化有它自己的流域，当寿春作为楚国最后一个郢的时候，楚文化流到淮水流域，难免不“入乡随俗”，于是，在寿春的短暂时光里，楚文化已经浸染了淮河文化的气息，可惜的是，当它还来不及展现少了“巫神”气的晚楚文化时，就在寿春寿终正寝了。

几十年后，一个生活在楚国旧都寿春的汉家王侯，以汉人果敢和坚持，把在淮水中沉寂了多年的楚文化，用肝胆相照的情怀和激情洋溢的才华，欣欣然地传承弘扬起来，接楚辞续汉赋，唱骚辞彰文化。他，便是刘安，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的淮南王。

青年皇帝刘彻，深知刘安的学识和才情，一日天刚亮就下诏，要刘安把屈原的《离骚》做个注释评价。刘安立马伏案，几个小时后《离骚传》便呈给汉武帝。

凭借《离骚传》，刘安成为第一个高度评价《离骚》和屈原的人，换句话说，屈原和《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在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刘安奠定的！

楚人的诗歌如同楚文化一样，其流域在江汉一带，带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弥漫着神、巫之气，与黄河滋养的中原文化大相径庭。那么，刘安是如何让生长在长安的刘彻读懂和首肯这部楚人的诗歌呢？如何让楚人的《离骚》在中原文化卷子里“大义粲然”呢？

刘安用的正是淮河文化的“硬核”——中和之气。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司马迁记载下来的刘安评价《离骚》的话。

首先，刘安的评价基于汉武帝能接受的文化认同——运用儒家评《诗经》的传统方式，论述《离骚》像《国风》那样“好色而不淫”、像《小雅》那样“怨诽而不乱”,赞扬《离骚》具有《国风》和《小雅》的“中和”之美。

刘安将《离骚》与《国风》、《小雅》类比，其心目中，《离骚》的地位已经等同《诗经》了。

其次，刘安评价《离骚》，看中的是其“美政刺世”功能，这是孔子“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遵循和运用。“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准确地揭示出《离骚》美政刺世的特点。孔子编《诗经》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借助于“思无邪”的诗歌来对社会起到教化作用，把诗歌当做改进社会政治的一个工具。刘安在《离骚》中看到了这样的功效，提炼出来，让汉武帝认识到《离骚》的政治高度，进而论述该诗的艺术高度和诗作者人品的高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最后，以“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之句，把《离骚》和屈原推到了无与伦比的历史高度，振聋发聩，响彻时空！

三

在中国的源头文化里，水有“四渎”，曰江水，曰河水，曰淮水，曰济水。

从次第看，淮水处中。从地望看，淮水处中。处中，便能南北兼顾、东西相承；处中，便能疾缓得度，无过无不及；处中，在高下、强弱、刚柔、周疏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有节奏感的、有弹性的关系，譬如中古之前的淮河。

一河一文化，观河而后知。

(作者系淮南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淮河文化研究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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