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赚得一个颠（上） □ 李尚飞

在北宋书画史上，米芾无疑是个另类。书法上，他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为“北宋四大家”，他擅长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了乱真程度。若论体势骏迈，当属北宋第一。同时，他在绘画史上也占有极高的地位，他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以书法中的点入画，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山”。

但他的平生，却是与一个“颠”字分不开的，这个字与它结缘，不但后世，就是当时，也广为流传，“米颠”的称号甚至盖过了他的本名。至于襄阳居士、海岳山人之类的别号更显得相形见绌，知之甚少了。

他是一个神童，天资聪慧，六岁时便能背诗百首，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十岁时摹写碑刻，已为世人所知。这个“颠”的毛病是从什么时候从他的性格里体现出来的，实难考证。不过，一般的天才在年幼时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他的所思所想又非凡俗之人能理解，据此推测，大概这个特点得到明显表现虽然可能较晚，但种子却大概早就埋下了。

他的“颠”首先表现在他的洁癖上。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洁癖是一种病，属于强迫症。米芾身上这种病状表现就极为突出。据《耆老续闻》记载，有一次，他要选择女婿，当时应者云集，米芾看到一个来自建康的姓段名拂字去尘的人，于是说：“已经拂拭了，还要去尘，这真是我的女婿。”于是，既不考虑这个子弟的家世，也不考虑他的外貌人品才学声名之类的条件，这场婚姻就这么定下了。米芾出于自己的洁癖轻易地促成了这场婚事，但这个女婿却没有负他的厚望，在宋室南渡后，段拂做到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一级。这可以说是因缘巧合，上天眷顾了。

在女儿的终身大事上都依从自己所好，那么在其他事情上表现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日常生活中，他洗手必须用银子做的盆子盛水，即使这样，他也不会直接将手放到这样的盆子里去洗，而是让别人将盆子里的水倒在他的手上，洗完了也不擦拭，而是两手不断地互相拍击，直到水干才算罢。由这样一个生活细节，就可以看出他的洁癖发展到了何等程度，这样的人，过日子一定是非常累的，但我们从中却看不出他的丝毫厌烦，相反，倒有乐在其中的意趣。

一个人有所好，也往往会成为被人觊觎时的突破口。他这样喜欢干净，也就有人拿这样的特点来开他的玩笑或者占他的便宜。有一次，他对一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说：“我得到了一个砚台，看上去真不是世间能有的东西，大概是天地秘密地藏匿着的，只有到了我的手里，才由我看出了它的价值。”大概这时，他的这个朋友已经有了戏弄他一下的意思了，于是欲擒故纵地说：“虽然你自认为博闻多识，但你收藏的东西却是真假参半，只不过是自夸罢了。我能看一下你的砚台吗？”可以看出，这位朋友是非常想看这个砚台的，但既然是朋友，米芾对自己物品的珍爱程度他当然是了解的，所以为了达到目的，就宛转地将米芾刺激了一下，但米芾却是个死心眼，没有看透背后的意思，为了证明自己所见不差，起来去取砚台。而这个朋友呢？他也有意地讨好米芾，起来洗手，表现出一副恭敬且小心的样子。米芾看到他的表现，自然是喜不自胜。但等到拿出砚台来，朋友就不是这样了。赞赏之后，他狡狯地说：“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只是不知道墨色如何？”米芾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凡见识，让手下去取水。水还没取来，朋友已将唾液点涂到了砚台上。按朋友的原意，只因为米芾有洁癖，想开个他的玩笑。不料米芾却无论如何不再要这个砚台了。不管朋友怎么拒绝，这个珍贵的砚台还是因为这一动作归他了。

一个人有洁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看到了周围的不洁，并且看到了这种不洁造成的恶果。一个具备天才素质的人，较俗众更为敏感，也更为心细，那么一旦发现这种不洁，就会下意识地去清洁，去打扫，但世界又不是一己之力能清洁得了、能打扫干净的，所以，返回自身，就只有以洁净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了。他越这样做，越感觉到外界的污浊与肮脏，越感觉到外界的污浊与肮脏，洁癖就越是有增无减，不知不觉中就成为洁癖的俘虏了。

他的这个“颠”字，又不同于“疯”。按他的表现来分析，含义大概是行事与众不同，不入凡俗，一味执著，拿《宋史》上的评价来说就是“不与世俯仰”，太过认真，太过痴迷，在他人的眼里就成为一种病症了。对于他，“颠”这一特点不但表现在洁癖上，也表现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

米芾一生酷爱把玩异石，与他做其他事情一样也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样，“颠”的特点也就不自觉地表现了出来。据《梁溪漫志》记载：他在安徽无为做官时，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那是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动，怕招来不测，而米芾听说后则立刻派人将之搬进自己的寓所，摆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念念有词：我想见到石兄已经二十年了，相见恨晚。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员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但米芾一向把官阶看得并不很重，因此也不怎么感到后悔，后来还画了幅《拜石图》。到了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还专门为此事写了首诗：“南州怪石不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两膝不着地，石业受之无愧色。”李东阳将米芾的这种行为当作是傲岸不屈、刚直不阿的表现，其实这是曲解，说到底，这还是米芾“颠”的性格的发作，一旦投入其中，就不知如何出来了，相反，他既然将心思放在了玩石上，那么官位自然在其次了，不存在清高孤傲的可能。

还有一件事足以证明他在行为方式上的“颠”。有一次，他要给人写回信，他的亲人故交知道他的毛病，就从窗缝里偷窥。只见他写到“芾再拜”的时候，就把笔放在案子上，整理好衣服，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这做事是如此诚笃，绝对不让它停留在字面上，可以说对人对事认真过头了。怪不得当世之人觉得他怪异了。这种怪诞回馈到自身，也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元祐年间，他在京师为官，穿的衣服非常怪异，这已足以骇人，但他觉得还不够，又戴上了一个帽檐非常高的帽子。因为洁癖，又不会将它交给从人。所以，坐轿的时候，为了防止帽子被轿顶挤压，就把轿盖取掉，高高地露着帽子行走在东京汴梁的大街上，成为一时的风景。

米芾的这种“狂病”在当时就已非常有名，不但一时的交游知道，就是一般的文士也知道他这个特点，并或善意或恶意地取笑。最后，这个名声居然传到了皇帝那里。他在做书学博士的时候，有一次，宋徽宗招他在一块大屏风上写字，砚台是早已准备好的御砚。米芾写完后，大概是看出那块御砚不是凡品，于是，捧着砚台跪在皇帝面前说：“这方砚台已经被我用过了，陛下也就不能再用臣子用过的东西，还是赏赐给我吧。”徽宗大笑着同意了。此时的米芾不啻一个孩子得到一件期盼已久的新年礼物，欢呼雀跃地向皇帝表示感谢。随即抱着砚台小步跑了出去，砚台上的墨汁濡沾了袍袖，他也无所谓，只有脸上洋溢着狂喜不已的笑意。于是，徽宗感慨地说：“他的这个‘颠’真是名副其实啊。”“颠”到连皇帝也是闻名已久，那么宦途不顺利也就可想而知了。宋代要求官员一向是端凝稳重，他这样颠狂不知所以，“故从仕数困”（《宋史》），从十八岁时担任秘书省校字郎，到1107年卒于任，一生官阶都不高。他虽然有时也有牢骚，但从“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的诗句看，他并没有将官位看得太重，只要兴趣所在，一任追求就是他的理想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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