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下访杨文会

杨文会，这是一个已经走到历史背面的名字。但曾几何时，这个名字和当年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精英人士联系密切。 “行走青弋江”采访组此次专程来到杨文会的故居，寻访他的传奇人生……

岭下有高士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近代著名佛学家、出版家。他对我国的佛学研究，特别是对佛经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佛学的中兴之祖”。

杨文会故居位于黄山区乌石乡岭下杨家中心村，一个恬静的小村落。村子被群山环抱，一派世外桃源般的安然。记者一走进村口，远远就可以看见杨文会的故居。故居并不大，两进格局，典型的前院后宅民居，屋前一道半遮半掩的月亮小门，瞬间让人有了“柴门静夜无关钥，留与山僧带月推”的感觉。

推开院门，在纪念馆一侧的墙壁上，刻有杨文会生平：

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十六日丑时，出生于安徽石埭县乌石岭下杨家，名文会，字仁山。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破安庆，徽州等地，文会时居襄办团练，跣足荷枪，身先士卒，论功则固辞不受。

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驻安徽省省城安庆，委任文会为湘军谷米局主任。

同治三年（1864），文会于病中偶得《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怀归展读、觉甚微妙，自此走上学佛之路。

同治五年（1866），文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金陵刻经处……

寥寥数行，却道出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里，杨文会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故居黑漆木门上嵌有一副楹联：“世间奋身捍国器，化外修佛誉宗师”，没有落款，不知是何人所撰，细细读来，算是对杨文会一生很恰当的概括。

杨文会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对佛学的弘扬，他对近代佛学经典著作的整理、保存、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岭下杨家采访时，记者遇到了杨文会的五世孙、75岁的原乌石初中校长杨光球。他告诉记者，杨文会出生官宦之家，父亲杨朴庵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池州名士，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两人颇有交往。杨文会自幼聪颖好学，十四岁就能属文赋诗，但他不喜欢八股文章，无意仕途。1853年太平军占领安徽，杨文会随家人辗转迁徙于苏、浙、皖各地，前后近十年。在这期间，他学习了音韵、历算、天文、地理及老庄之学。

杨光球说，就是在这期间，杨文会偶然接触到了佛经，据2006版《乌石乡志》记载：“他书举不惬意，读《起信论》则手不能释卷，赓续五遍，窥得奥旨。”《黄山区志》也有类似的记载：“1864年，杨文会因病而研究有关养身的书籍，偶尔得到了一册佛学书籍《大乘起信论》，他反复读诵，领会其中的奥义。后来他又看到佛经《楞严经》，这样，他对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样的事情，在杨文会的孙女杨步伟那里，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杨文会的后人中，杨步伟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一位。杨步伟一生与她的祖父一样，也是颇有传奇色彩。她的丈夫是与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一起并列清华四大导师的赵元任。杨步伟在其《一个女人的自传》中，专辟一章“祖父”，其中写道“以后洪杨之变起来了，全家搬到杭州去住……祖父无聊极了，就一天到晚在西湖边游玩。有一天，偶然看见书摊子上有一本《大乘起信论》（以后有人说祖父是在安徽看见《起信论》的，我想不对。）他就大看而特看起来了，自己就想研究佛学以了终身，绝不做官。”

往来无白丁

同治五年（1866）杨文会移居南京后，他与当时中国佛学界知名人士交往甚密，这其中就包括河北的王梅叔，湖南的魏刚己、曹镜初，江苏的赵惠甫、刘开生，广东的张浦斋等。他们经常在杨文会家中研讨佛学，均深感当时国内佛经大部分刻版都毁灭了，保护这些文化瑰宝刻不容缓。于是，杨文会于是年（1866）在南京成立金陵经书处（金陵刻经处前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祗洹精舍”，杨文会自编课本讲习佛典，并聘请苏曼殊等教授梵文、英文，着意培养中外兼通且具有现代意识的佛学新人。直到逝世前一年，杨文会还亲自担任刚刚成立的佛学研究会会长，定期亲授佛学。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杨文会的不懈努力之下，金陵刻经处很快蜚声海内外，一时间，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郑孝胥、谢无量、欧阳渐、释太虚等纷至沓来，杨文会的“朋友圈”足以构成一部中国近代学术史了。也正因如此，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说：“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后来，杨文会即使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也始终念念佛学。在伦敦期间，杨文会结识了日本梵文学者南条文雄，并通过后者，从日本找回数百种中国佛教佚书，择其重要的刊行。后又与英人李提摩太联手，将佛学经典著作《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

杨文会虽倾心于佛学研究，他也是清末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曾先后随曾纪泽和刘瑞芬出使英法，从而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欧洲先进的工业制造技术。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据杨步伟自传记载，杨文会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早年即在曾国藩处从军。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曾赠杨文会“皋比勇彻”四字。“以后闻曾死时交代其子纪泽云：杨仁山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一定要好好关照他，不过你需随他所愿意做的事叫他做，不可勉强他。”所以1878年曾纪泽任英法钦差大臣时，就问祖父愿不愿意随其一同赴任。对于像杨文会这样非常渴望到外面世界看看的人而言，自然非常愿意。于是曾纪泽就让杨文会做了参赞。杨文会还让儿子以使馆随员的身份同去。杨步伟书中写到“祖父自己除办公外，就研究各种科学仪器，买了一些天文仪、天文镜、地球仪、地上望远镜、照相镜、钟表等等。他就尽所有的薪水都买了仪器，打算回国办学校等等之用，一个钱不寄家用。”

有了这样一位开明的家长，杨文会的后人中自然也有许多位是思想进步的。杨步伟回忆说，她的父辈中，除了大伯随同祖父出洋，父亲也曾随往巴黎参加世界博览会，后来在创办时务学堂，招股开矿办实业等方面都有所贡献。对于祖父的学问和革命思想的关系，杨步伟认为“比表面上的政治活动还更深一步”。

时间到了1911年8月17日，摇摇欲坠的大清国行将就木，杨文会也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据杨步伟回忆，这天上午杨文会还比较清醒，他对身边的家人说：“也好，可是国家将有大乱，我的丧事一切从简从快为要，不要照礼守丧，紧要时大家都走，我在这儿不要紧的。我总跟着经房和经版，经版在哪儿我墓就在哪儿，可是经版不准动的。”

杨文会的辞世，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黎元洪亲书一匾：“经幢持世”。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18年在金陵刻经处的院内建起一座纪念塔，一代宗师沈曾植亲作《杨居士塔铭》，煌煌千字，尽述杨文会不平凡的一生：“而今时杨居士刊辑兼刻全藏于金陵……独居士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居士于三学教典，搜集于藏外若干种……至精且当，又非前人比。呜呼盛已！”至今，这座纪念塔依然完好地保存于金陵刻经处的院内，它和岭下杨家中心村的这座杨文会故居一起，默默述说着那段百年前的岁月风雨。 记者 郭青 文 梅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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