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的一天美藉华裔学者石子坚突然打我电话说有一本

去年夏的一天，美藉华裔学者石子坚突然打我电话，说有一本写他的书没写好，问我是否愿意合作，出版时，共同署名也行，付稿酬也可。不花钱即可出书，于我乃千载难逢，便一口答应。

原稿是个十多万字的长篇，书名《美国警察中国行》。全书文字比较粗糙，情节无起伏，叙述方式以及文本，就像一篇长报告，而非我想像的纪实文学读本。我一看头就大了，后悔接下这个差事。但石子坚先生在美国当警察的传奇经历，一直让我钦羡，他回国后被浙江公安警院特聘为外藉教官的情况，我也十分了解，并有幸当过他三个月的学生（学员）。更重要的是公费出书的巨大诱惑，使我决心要将这本书改出来。于是，我不停地发邮件或打电话给石子坚，在网上采访他，问他一些书中没有、而我想写并且是新书需要的“奇闻轶事”。石子坚不厌其烦地给我发一些“段子”，这些段子是不加修饰的原材料，想到哪写到哪，像建房子的砖和瓦、木和石。

有了这些素材，加上原书的底子，我即着手一章一章地写了起来。原书稿分上、中、下三篇，我先将上篇改写了，实际是颠覆性地再创作，因为原稿别说出版社看不上，我也看不上。中篇是石子坚《我在美国当警察》一书的压缩版，无须改动。下篇写起来就艰难多了，原稿那种“报告体”，我无法改动，必须重写，可重写起来谈何容易？通篇“流水帐”式的记述和大段的议论、抒情，乍读之，似乎很流畅，可细读，这哪像文学作品———没有情节，没有细节，没有场景描写，没有人物心理活动，总之，文学作品应有的要素，基本没有。我尽量打乱原稿句式，改变其叙述方式，抓住一切机会发挥文学的想象功能，穿插进一些合理的细节描写和场景描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下篇”写完。

从邮箱里发过去，石子坚看后基本满意。回复我，书已发到出版社，等待消息吧。过几天，石子坚打我电话，问书出版后不署我名，付部分稿酬行否？我当即就没同意。石子坚说再与他们协商。又过几天，石子坚说共同署名问题不大，叫我写一份简历。我有点小小的高兴，当晚就将简历发了过去。又过了一阵子，石子坚告诉我，书稿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说上海市公安局书刊社的冯社长会和我联系。

冯社长真的打来电话，说《美国警察中国行》一书出版了，问我要多少本？我不好意思多要，说“随便”。冯社长说先寄给你30本吧，我说好。一周后，收到两个大包裹，抽出一本书，但见蓝色封面右侧是石子坚先生的大半身图像，左侧中间赫然写着：“赵进一 李应春著”。再翻开书的扉页，“作者简介”是赵进一的照片和一段介绍其生平及创作成果的文字。赵进一，原是上海市公安局《东方剑》杂志社的一名记者，其创作成果，大多是些公安纪实、报告通讯类的文字。说实话，我对这样的“成果”有点不屑。而在这些文字的下方只有一行字：“李应春，在安徽省公安系统工作”。看到这不伦不类且不“平等”的“作者简介”，我非常的不爽。过去常听人说上海人“吝啬”，我没和上海人打过交道，姑妄听之，原来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名声”时，一不留意还真就表现了出来。再看看赵进一写的“后记”中，有一段话，差点将我的眼球刺破了：“尽管我全方位的采访和用功写作，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还是难免有挂漏和粗糙之处。为了弥补这些不足，石子坚请来他的挚友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的李应春先生为本书增写了近2万字的内容……”赵进一先生似乎很大度，在后记里又专门提到我。其实，这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之处，不，是赵进一玩的一点“小聪明”。因为他出生地是浙江诸暨，还无资格做“精明的上海人”。他是要告诉人们，李应春只写了不到2万字，其余十几万字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全书的上篇完全是我的文字，下篇所有标题基本都是我重拟的，内容也大多是我重写的，而且他的原稿里几乎每一处文字里都有我的心血，实质上已难分清谁究竟写多少文字了。除非引起一场诉讼，由法官细读原稿和二稿，再界定各自写了多少文字。这，非我所愿。写字的人本就有点无聊，再为这无聊的事走向法庭，简直是自讨没趣。说这些，赵进一看到一定不同意，一定要强调他在后记中“狗尾续貂”的道理，甚至提出许多反驳我的理由。其实我也就是说说而已，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我只想问问赵进一：先生身居大上海，何必与我这个“乡巴佬”合著一本书？又何必在乎我那“近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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