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生为诗人

很多文史研究工作者提到朱湘的时候，总会说鲁迅曾喻他是中国的济慈，以示显赫。我对此颇有疑问，鲁迅和朱湘基本没有交集，再说了，中国的济慈也不是多么高的评价，好上天了，也不过第二，别人的影子而已。我真是奇怪朱湘的研究者们怎么如此津津乐道，大概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不攀上鲁迅的衣角，总觉得气短。

“中国的济慈”一语出自鲁迅一九二五年写给向培良的一封信，结尾说：《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这封信的文字之间带有一种对朱湘“批评”笔调的，为什么要删掉斥朱湘的文章呢？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有人提他了”。朱湘在鲁迅心中的位置，也就可想而知，于是，鲁迅又写了一句话———“虽然是中国的济慈”，并且在前面加了一个破折号，这是明显表示“讽刺”的一个暗记，而“虽然是”三字，实则说明当时文坛有人认为朱湘是中国的济慈，鲁迅不过拿来一用而已，可见“中国的济慈”云云，并非赞誉。

我读到朱湘的第一首诗是《采莲曲》.正当青春年少，那种文字间极度的轻灵与柔美，一见之下，就被勾住了。如今回过头看，不觉得这样的诗歌多差，但也不认为有多好。

民国旧人的新诗，我读过一些，朱湘的东西别有风味，他的诗歌，从旧诗词里点化而出，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取用，而且安排得熨帖妥当，营造出一种很好的意境，这是同时代诗人所没有的。

《采莲曲》写于朱湘的婚姻生活时期，但文艺归文艺，生活是生活。因为和妻子指腹为婚，接受过新思想的朱湘内心里颇有排斥，加上婚礼上大兄要他按旧有的程式行跪拜礼，朱湘只肯鞠躬。大兄面子上挂不住，大闹洞房，龙凤喜烛也给打成了两截。朱湘一气之下，当即就搬到了二嫂薛琪英家里。自此，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形同路人，相逢仿佛不相识。

和诗歌相比，朱湘的散文还入不了上品。一来数量太少，二则个性不够鲜明，对散文写作而言，见解，知识，阅历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字里行间的个性光芒。朱湘和我一样，同属安庆境内人，老乡情谊，我还是要说几句好话。

朱湘的散文平静，秀美，偶尔也有可见洞察人世的地方，《北海纪游》《烟卷》《书》《徒步旅行者》《江行的晨暮》等几篇比较经典，也最能表现朱湘的风格，特别打动人心，尤其《北海纪游》里有这么一段：“……最后，白杨萧萧的叹起气来，惋惜舞蹈之易终以及墓中人的逐渐零落投阳去了；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的微语，说是这些话不错。”这样的文字，清明澄澈中有有一些萧瑟幽冷的气息。

朱湘喜欢写死亡，年纪轻轻的时候写有一首《葬我》的诗歌：

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葬我在马缨花下/永做芬芳的梦———/葬我在泰山之巅/风声呜咽过孤松———/不然，就烧我成灰/，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生老病死，死放在人生的最后，也是人生不可绕开的一个永恒。死是身体的寂灭，原本该是悲伤的，但朱湘笔下却仿佛有种菩提树下佛陀的安详淡然。

生活上长期寄人篱下和被异视，给朱湘带来了极其沉闷的心理重负。从而自卑，自卑中生出仇视，又表现为极端的自尊。这种情形下，几个兄弟姐妹，他们也不喜欢朱湘，始终把他看作外人。后来，朱湘性格越发孤傲乖僻，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采莲曲》没有被徐志摩发《诗镌》头条，于是骂徐志摩是一个“瓷人”，“瞧他那一张尖嘴，就不像写诗的人”，又评价徐志摩“爱情诗本色当行；哲理诗是枯瘠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径很短；土白话是末节的街道岔入陌生的胡同。总之，徐君没汪静之的灵感，郭沫若的奔放，闻一多的幽微……只有选用徐君的朋友批评他的话———浮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又忘了也曾骂过郭沫若的诗“粗”，“一本诗集只四行可读”。

对同行的批评，终于转化为现实的不满。敌视那个时代，敌视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他频频的发诗，发诗评，棒杀别人的同时，也捧杀了自己。

朱湘这么做，我想不能仅仅归咎于简单的自恋，更多的还是与一个时代的格格不入。就像一个孩子，老师不喜欢他，他就故意在课堂上捣蛋一样，希望得到关注。得不到时代的承认，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朱湘只好用扭曲的、压抑的方式发泄，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是自戕。

朱湘太爱诗歌了，这是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人。

在清华念书，毕业前夕，却被校方开除了。因为朱湘钟情于文学，对所有的必修课都不感兴趣，甚至连点名也缺席，终致因点名经常不到累计记满三次被开除学籍。后来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人交涉，终使校方让步，只要朱湘认错，便可收回成命。然而朱湘一意为之，坚持自己无错可认，宁可离开清华，也不低头俯就。朱湘说“清华则生活是非人的……清华只是钻分数”，“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却逃不出一个假，矫揉”。

三年后，也就是一九二六年，朱湘终于由朋友力保再回清华。朱湘自办了个《新文》月刊，专发新诗，自诩五年内使其遍及全国！但发行总共才二十份。朱湘的确是狂妄的，而且他狂妄得严肃而认真，这种个性，注定了被时代不容，这便是朱湘的命运。

一九二七年，朱湘赴美，在劳伦斯大学留学，外教读的一篇文章，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句子，愤然转入芝加哥大学。一九二九年，朱湘又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离学。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同年九月，朱湘回国，任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而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性格的原因，友情和爱情都成了镜中之花，他“穷”得只剩下诗了。朱湘的生活里除了诗，没有了别的，甚至也没有了自己。当时就有人说朱湘“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

一个人为世不容，为时代不容，除了死，别无选择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上海至南京的客轮上，朱湘纵身一跃，冬天的江水更冷，但他不能回头了。一语成谶，这个“每天二十四小时写诗的人”终“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据说，朱湘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另一本是自己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则是用妻子的工钱所买。对朱湘而言，生为诗人，是幸还是不幸呢？（老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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