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古铜矿之“南金”与“金道”（一）

皖南先秦古铜矿兴起于何时，文献尚无明确记载，但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至少在西周时期该区已开始大规模的铜矿采冶活动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皖江铜矿的开发已进入重要发展时期。

作为一个地区的铜矿采冶活动，一般有一个技术兴起、发展至兴盛的过程。既然沿江地区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大规模的采冶活动，那么在此之前应有一个兴起阶段。其次从当时的采冶技术看，至西周时期这里已经使用硫化铜——冰铜——铜工艺技术，铜矿采冶技术已比较成熟。综观世界矿冶史，铜矿的开发与冶炼有一个从氧化铜矿至硫化铜矿的认识发展过程，同时也存在一个工艺技术发展过程。采冶硫化铜矿必须经过开凿深井、采矿、焙烧去硫、反复冶炼等多道工序，在工艺技术上比采冶氧化铜矿更为复杂、更为进步。从铜矿采冶技术发展规律分析，皖南先秦铜矿既然在西周时期采冶技术已臻于成熟，那么在此之前还应有个氧化铜矿——铜工艺的发展阶段。皖南铜矿区氧化带蕴藏丰富，厚达30米左右，客观上具备了这一条件，因此皖南先秦铜矿的开发时间可能要早于西周时期。

在安徽沿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青铜器和熔铸青铜的遗迹发现较多。在江淮地区，含山大城墩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小削、商代中期的炼铜坩锅、铜液渣以及戈、镞、削等青铜器；在肥西大墩孜出土有二里头时期的单扉铜铃。此外在潜山薛家岗、安庆张四墩、肥东吴大墩、枞阳汤家墩等遗址内均发现有商周时期的陶铸范或铜液渣。在皖南境内的繁昌、南陵、马鞍山等地的湖熟文化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青铜小件和铸青铜器的铜液渣、铜范等。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曾推测“中国青铜器那技术是从江淮流域输入的”，从江淮及皖南地区发现的青铜铸造遗存时代看，表明这一地区青铜冶铸技术在夏商时期即已发生。青铜冶铸需要青铜原料，而江淮、皖南区属于偏远地区，与中原相距千里，不可能从中原输入铜料，古人不会舍近求远，他们会利用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较早开发铜矿并掌握铜矿采冶技术。

史载江南自古即是铜锡的产地。《尚书·禹贡》记载：天下九州，仅南方荆、扬两州是重要铜产地，曾“厥贡惟金三品”，北输中原王朝。荆州，即今两湖地区及江西大部。扬州，即今安徽淮河以南至江浙地区。这两个地区横跨我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铜矿资源十分丰富。《诗·鲁颂·泮水》曰：“幜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古人以铜为金，南金泛指南方产的铜料，表明当时南金十分著名。从我国铜矿资源分布看，相对集中于南方及西北各省，约占全国四分之三强。其中41%集中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和赣东北地区，其次为云南（占12.14%）、西藏（约占7.17%）、甘肃金川-白银（占6.66%）。而在黄河流域除山西较多（占5.79%）外，陕西、山东、河南等地铜矿点甚少，且蕴藏量不丰富，铜矿资源匮乏。三代时期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其铜资源若仅靠中原地区生产是难以满足当时青铜器铸造的需要，必须由外地输入。位于中原以南的长江中下游的沿江及以南地带是我国有色金属的重要蕴藏带，其北起江苏南部，经安徽、江西至湖北，延绵数百公里，主要蕴藏有铜、铁、铅、金、银、锡、锰、锌、钨等矿。该区域内的大冶铜绿山、瑞昌铜岭、铜陵铜官山等铜矿都属于矽卡岩型矿床，矿石品位高，富矿约占40%。而且经过长期风化淋沥作用，次生富集的氧化带厚达数十米至百米，适合古代技术条件下开采、冶炼。另外皖南部分地区的铜矿藏虽多数不具备现代工业采冶价值的小矿点和矿化点，但由于矿石品位高、距地表浅，也利于古代找矿和采冶。就铜矿蕴藏量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客观上具备了产铜基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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