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古铜矿之“南金”与“金道”（二）

目前已发现的先秦铜矿，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较少，主要有内蒙林西大井和山西中条山，大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长江中游有湖北的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江西瑞昌铜岭、湖南麻阳等，在长江下游有安徽皖南的南陵、铜陵、繁昌及江北枞阳、安庆等地的先秦铜矿点等。就时代而言，中游地区以瑞昌铜岭的年代最早，可达商代中期；皖南区以铜陵木鱼山的年代最早可达西周早期。从规模和时代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采冶活动不仅规模大，而且时代早、延续时间长，应是南方重要产铜带，即南金产地。

据裘士京先生研究认为，当时南金北输中原王朝的方式，主要有“贡金、献金、交易、馈赠和俘金”等多种途径。前四种途径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而后一种则是征伐掠夺。在西周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向南方用兵征伐荆和淮夷、掠金、俘金的记载屡见不鲜。如有关征伐淮夷的铭文有：周初《蔡侯鼎》铭：“蔡侯获巢，俘厥金。”《仲偁父鼎》铭：“伐南淮夷，孚（俘）金。”《师寰簋》铭：“征淮夷，……俘吉金”。《翏生盨》铭：“王征南淮夷，翏生从，执折（斩）首，孚（俘）戎器，孚（俘）金。用作旅盨。”《曾伯簠》铭：“克狄淮夷，印（仰）燮 繁汤（阳），金道锡行。”俘金“指缴获青铜原料，即粗铜或经提炼的精铜。淮夷、南淮夷，居住在淮水中下游地区，其地与沿江、皖南等产铜区接壤。上述铭文记载表明，周王朝用兵淮夷除征服外，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打通”金道“，掠夺那里的铜资源--南金。有关伐荆的铭文，有”俘金“、”得金“等记载。如《过伯簋》铭曰：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乍（作）宝尊彝。”《鼒鼎簋》铭曰：“鼒鼎从王伐荆，孚（俘），用作钵簋。”俘字后应有宾词“金”，即“俘金”。《御簋》铭：“御从王南征，伐荆楚，又（有）得，用作父戈宝尊彝。”“又（有）得”，应为“有得金”。这里“俘金”、“得金”，均指在伐荆战争中获得铜，因而铸作新铜器，以示纪念。这表明荆地在当时也曾是南金重要产地之一。

以上所举之器，多为西周昭王、穆王、厉王、宣王时器，铭文记载多与征伐、掠铜实史有关。这表明周王朝与南方产铜区的正常进贡、交易渠道一旦受阻或断绝，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周王朝对荆楚、淮夷、南淮夷诸邦南征的重要目的极可能与攫取铜资源有关。唐兰先生则明确指出，商周王朝南征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

关于《曾伯簠》铭中所说的“金道锡行”，郭沫若先生认为，“古者南方多产金锡，金道锡行言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这条“金道”与淮夷有关，“克狄淮夷”，指周王朝征伐淮夷，目的是打通淮河流域及以南地区。输往中原的铜资源之路。《禹贡》载扬州贡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此道从太湖笠泽（今吴淞江）出海，沿海北行，达于淮口，溯淮而行，至于泗水，分两道，一道沿泗水北上达黄河流域，另一条继续西行沿涡、颖水上行至中原。春秋后 沟开通后，可由江直接入淮。从皖南及沿江产铜区的地理环境看，西周以前走这条水路绕行路远，风险大，似乎不大可能。当时的交通最可能的是水陆并用，即由皖南矿区的大通河、秋浦河、青弋江等支流进入长江，沿裕溪河进入巢湖，再转陆路径北淝水等进入淮水，然后沿颖、涡、汝等支流上溯进入中原，此外淮水以北为黄淮平原。地势平坦，当铜料进入淮河后，亦可经泗水或陆路进入中原或海岱地区，上古时应有陆上通道。

说到的繁阳，是当时与铜有重要关联的地点。春秋时的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县北之30里汝河北岸，位于淮河支流上。西周时此地为周王朝与淮夷争夺的重要地点，繁阳以东以南为淮夷所控制、活动的地区。繁阳历史上不产铜，但出土器物的铭文中却有“繁阳之金剑”，表明其铜来自于繁阳，当时的繁阳曾是重要的铜交易地点。春秋、战国时期，繁阳为楚占有，这里水陆交通便利，既是楚北上的战略要地，又是重要的铜锡集散地。

关于皖南古铜矿冶炼物输出路线，近年来有人从科技考古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中国科技大学秦颖等人经过长期研究，综合地质、冶金、化学等理论，对皖南地区铜矿石、炼铜渣和铜锭的微量元素对比分析入手，将铁和镍作为该地区古铜矿冶炼产物的特征元素或指纹元素。通过对淮北地区出土的商代至春秋的铜器标本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有部分标本的微量元素含量，与铜陵地区古铜矿冶炼产物特征微量元素标志相吻合。进而推定其部分铜料可能来自皖南古矿区，这为“南金”北输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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