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亲拍照?傅建国

第一次知道“母亲节”，是1994年。

那会儿我刚来温州，母亲节是5月8号，而我工作才一个多月，只领到4月份300元工资。听说母亲节到了，我便骑着自行车跑到附近龟湖路邮电局，给母亲汇20元人民币，并给母亲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问好。

母亲1944年出生，5岁那年躺在箩筐里，由外公一根扁担挑着从皖北潜山逃难来到皖南。外公和外婆在石台县六都乡三十六岗搭建了一座茅屋，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母亲的童年就在那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度过，陪伴她的是两个妹妹和一条小狗几只小鸡，还有四季鸟语花香……记忆深处是可怕的饥饿，在母亲童年成长的岁月里始终不离不弃。饥饿，是母亲人生成长前半辈子最难忘的字眼，尽管母亲是个文盲。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一家人居住在背后村。一位名叫杨莉英的高级女干部下放在背后村，与我家成了邻居。据说她是“右派分子”。什么是右派分子？母亲自然不清楚，我们小屁孩更是不了解。但杨莉英人缘好，我们两家人相处和睦。有一次，她回了一趟省城，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回来之后，对母亲说她要调回省城了。临走时，为我们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因为这个缘故，我的人生第一次有了拍照的机会。

这是我童年唯一的一张“全家福”。黑白照片上，父亲三十六岁，身强力壮，憨笑；娘三十岁，扎着两只辫子，脸蛋儿特别的清瘦，朴素的笑容里夹杂着诸多的无奈；咿呀学语的弟弟躺在娘的怀里，手上抱着葫芦球在啃；妹妹穿着细花格子短袖衫，小花猫似的脸蛋儿笑得像杜鹃花一样灿烂，嘴唇旁的那个小酒窝着实可爱；我光着胳膊，人像吃了蜜似的，瞪着大眼，精神抖擞。特别难忘的是，那时我颈脖上戴着一条银项圈（实际上是铝合金的）。因为娘相信算命，用它来拴住我，怕我有什么闪失。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我当时特别激动和慌乱，竟然忘了把腿上的泥巴洗洗干净，将我少年“泥腿子”形象定格。我想，这也许是杨阿姨为了她的艺术效果而故意疏忽的吧。

1997年7月，我从打工的积蓄里拿出500元，在五马街购买了一部理光牌相机，春节回家的时候，我就给家人及亲朋好友拍照。不过那时胶卷不便宜，相片冲洗又要一笔费用，往往一筒胶卷都是节省着拍。2006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也与时俱进，花2000多元购买了一部数码相机。如此一来，照相和拍照就不再像从前那么奢侈和节俭了。

2011年9月28日，母亲第三次来温州，一家人陪母亲在江心屿、九山河公园，以及五马街和松台广场等地游玩了两天。因为有数码相机在手，所到之处，拍照留影是必须的。但是，拍着拍着我就为母亲那憔悴的面容而惶惶不安起来——

岛上风景迷人，我拿着数码相机不时地为娘拍照。可是我发现，娘总是愁眉不展。望着娘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使我想起家乡冬天满山遍野饱经风霜的山菊花。我说，妈，你能不能笑一笑？老是愁着脸都难受啊？娘就笑了笑，笑得很勉强，有几张相片简直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的心有点儿隐隐作痛。我知道，娘这辈子生活太压抑了，活得那么累，所有的艰辛都写在了脸上。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手机拍照成为一种时尚。每年春节回老家，随手拍为节日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然而，家乡风景照倒是拍了不少，给家人和母亲拍得却极少。不是我粗心，而是每每望见母亲那张写满岁月风霜和人生忧伤的脸，我就不忍心按下快门。尤其是戊戌春节，母亲大病一场后还未痊愈，脸色浮肿蜡黄，说话有气无力，咳嗽不止……我实在不想在这样的状态下，为母亲拍照。正月初五那天，我和母亲两个人在家里，我们聊家常，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过往……我说：妈，你坐好，我给你照张相吧。母亲整了整衣服，打起精神望着她儿子的手机镜头。我又说：妈，你笑一笑。母亲就笑了笑，依然笑得很勉强，笑得很吃力，但笑容里却透着一份欣慰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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