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碧溪咀寻找一个人

他说，杨学源在安庆高中念书的时候，就为首组织“读书会”，在菱湖公园秘密聚会，组织学生运动。在上海大厦大学念书的时候，就秘密入党。他笑着说他学源叔生性机敏，在上海大厦大学，有一次在足球场踢足球，无意中发现球场一端的围观人群中出现骚乱，几个探头探脑的陌生人正从人堆里往里挤，似乎在寻找什么人。他立即警觉起来，并机灵一动，飞快地将足球拿在手中，迅速地跑向球场另一端。一同踢球的同学大惑不解，一边追赶，一边质疑他为何故意犯规。他顾不上解释，迅速将足球踢向场中，自己趁机插进围观人群，离开现场，逃脱了敌人暗探的抓捕。

还有一次，杨学源在州上王家营去发展组织，走到詹家峦，望见十几个背着长枪的从江堤往下走。他知道是国民党军警，自己是异乡人，肯定会遭到盘查，往回走更会引起怀疑。他灵机一动，径直走向江堤下，向耕地的农民打个手势，与农民耳语几句，戴上农民的头巾，帮农民耕地，一手扶犁，一边吆喝着牛，顺利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

这让我想起一个地方文献的记载，当年，为发展泊湖湖区武装，杨学源和程家岭的詹大金，到六安买了十多条枪，顺便买了一口破棺材，在路上，把枪装在破棺材里，偷偷的运回来。

当说到杨学源结假婚的时候，杨植野老人笑得合不拢嘴。一九三一年五月，杨学源以结婚的名义，召集叶光欧、徐卓斋等全县四十多名革命者在家开秘密会，成立宿松县东南乡苏维埃政府。当说到杨学源后来在湖区白色恐怖下离开家乡，前往江西彭泽县，在苏区外围打游击的时候，我看见杨植野老人间或掏出手巾擦着老眼。他说他学源叔那时候任红十军游击司令员。有一次,国民党知道杨学源进了彭泽县城，就把彭泽县城封锁起来，在彭泽县大街上，他无法出城。有一天，他感觉后面有人跟踪，就迅速拐进一个小弄，正好前面有一挑大粪的，他立即换了那人的衣服，挑着一担大粪，骗过敌人的盘查，出城了。他率领游击队在彭泽县山里活动，在彭家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中枪牺牲。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那次在碧溪咀，杨植野老人拿出了杨学源当年写的一首诗《放牛娃》，和一篇文章《我的1933年》手写稿，给我看。后来我一直无法忘记。

后来我仿佛杨学源并没有死，他就住在碧溪咀。也仿佛他一直停留在二十三岁，没有老去。他是从碧溪咀村前的湖边，去了远方。

我从少年的时候起，就多次去过碧溪咀。我到碧溪咀去，是为寻找一个人。

碧溪咀离我家大概五六里地的样子。这个人名叫杨学源。仿佛他一直就住在碧溪咀，也仿佛他一直停留在二十三岁，没有老去。

从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碧溪咀有个杨学源。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从小聪明过人，私塾呼之为神童。我父亲说，他在上海大厦大学念书的时候，丢掉书不念，偷偷回家搞革命，搞秘密串联，在碧溪咀附近的金塘成立共产党宿松县特别区委，成立宿松县东南乡苏维埃政府。这是民国二十年春天夏天的事情，这一年他刚二十岁。父亲还说，杨学源后来官至太宿望中心县委书记，至红十军游击司令员。民国二十三年，死在江西彭泽县山里。这一年他二十三岁。

那时候，我不知道杨学源为什么要这么年轻就死掉。后来我书念到初中的时候，在历史课本上才知道，这一年正好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长征的时候。

后来，我就多次想去碧溪咀，我就去找碧溪咀的同学。碧溪咀有个同学告诉我，杨学源是他堂爷爷，他老父亲当年就是儿童团团长，名叫杨群英。有一个星期六放学，我就直接去同学家。我看见同学的老父亲，他正好出门，穿着风衣，步履利索，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径直走向湖边，乘坐渡船去对岸的下仓埠。望着这个老人的背影，我想起了杨学源。在同学家，我几次试图要他老父亲讲杨学源的故事，终究是不敢问起。我只好和同学到村前的湖滩上去坐，去看湖水，去想象杨学源是从哪一个埠头上船，去到更远的远方。

后来，我二十岁的时候，师范毕业分配在老家一所湖边小学教书，有一个同事是碧溪咀的。说是同事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是退了休的老教师，名叫杨植野，七十来岁了。他只有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来一次学校。一开始我不知道他是碧溪咀的，我看见他总穿着一身很旧的黄军装，显得有点另类。有一次在乡里开大会，纪念抗战胜利，他依然一身旧军装，这次他胸前还别有着好多的军功章，我以为这个老人出了毛病。有人告诉我他是碧溪咀的，杨学源的堂侄，当年的儿童团团员，后来参加中原突围，打散了，回家教书。

我再一次去到碧溪咀，拜访杨植野老人。他告诉了我关于杨学源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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