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中国de济慈(下卷)

来源:太湖周刊 2010-08-31 18:54 https://www.yybnet.net/

南京投江

[接月末3月31日第292期]话说朱湘，也许是诗人注定饱受生活的贫困，独受寂寞。诗人西川在他纪念海子的文章《怀念》里说：“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因为诗人永远都是贫穷的。贫穷成就了一个诗人，也毁灭了一个诗人！在经过了不停的漂泊和流浪之后，贫困把一个诗人生存的最底线，也快给毁了。朱湘回到上海后，爱妻也就搬到了那里，并且在一家公司学会了刺绣，俩人的团聚着实让她高兴了好一阵子。其实只要他找到了工作，他们的生活本应该好起来的，只要他不要悲恋，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但谁也没有想到，那时朱湘已有离开那个混浊世界的打算了，已决计告别这个绝望的人世和那“丑陋的生活”。

一九三三年的十二月四日，朱湘从二嫂借了几十元的路费，说是去南京。他登上了由上海到南京的油轮。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上海已进入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这一天的清晨，黄浦江边英商怡和洋行的轮船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准备上船的人。在等待上船的人群中，有一位身穿旧西服，戴着黑色圆边眼镜，形体瘦弱的年轻人，他手中除了几本旧书和一瓶酒之外，没有别的行李。码头的工作人员开始检票后，这位年轻人在人群的推搡之下，木然地登上了往返于上海和汉口的“吉和号”轮船。船快到南京的时候，他喝了半瓶酒，左手持有海涅的诗集，右手握了半瓶酒。每喝一口酒，就朗诵海涅的一首诗。哭哭笑笑、踉踉跄跄地在甲板上呓语。那时，东方还没有曙光，朱湘绝望地望着东方出神。这个时候，朱湘脸上一定写满了孤独和绝望，写满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凄惨与悲凉，写满了所有人对社会的抗挣和愤懑。他偎依在甲板的桅杆下，没有人再看他一眼，没有，就连在舱边呆望的船员，也经不住寒风的吹打，躲进船舱里去了。此刻的诗人一定想到了什么或一定什么都不想，唯有诗，唯有海涅？诗人应该想到了他写下的那几句话：我的诗神！我抛弃了世界，世界也抛弃了我……给我诗，鼓我勇气，替我消忧。我的诗神，这样你也是应该看一看我的牺牲吧！那么多！醒，睡与动静，我就在你怀里，为了你，我牺牲一切，牺牲我！全是自取的，我绝不发怨声……”这时，朱湘看见了诗神们在向他招手，看见了屈原在诗歌的殿堂傲然的迈步；看见了李白潇洒地举着酒杯在高声的吟唱……他还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寒冷、饥饿、屈辱、误解和生命的脆弱，还有“足以使一个敏感诗人感到彻骨痛伤的林林总总，“于是”果然一声雷，一片热，催发他埋藏在心底的青春，生命中的火焰，灵性中的彩虹，使它们变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苏雪林《我所见的朱湘者》)于是，他突然地站了起来，在寒冷的海风中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向着美丽诗神的天国走去……

就在这时，东方天空开始泛红，晨曦的阳光照在(吉和号)甲板上。那一个还剩半瓶酒的酒瓶子在风的吹动下翻滚；两本残卷也在寒冷的江风中呜咽。风吹动着诗页，“哗哗哗地响，掀动着无数的诗意，抚慰诗人生前的悲凉！“……咕咚！”舷边传来一声巨响。“不好了，有人落水……，有人落水！”

船主急忙放下救生船施救，但江水喘急，朱湘早已无影无踪。只有滔滔白浪向人们无言地印证着朱湘的最后归宿。

朱湘死的时候，正二十九岁，豆寇年华，与那位和他一起曾在北大求过学的柔石一样，也是二十九岁。两年前死于国民党的枪杀。而朱湘的死成为一个永恒的谜！后来从罗念生的文章中看到了对朱湘的悼词：江水呀！凭你污浊的力量，把诗人的骸骨冲到海里，江豚将他的灵魂升入天堂。诗人与屈原，李白三人同行去了天国。

自杀究因

朱湘的自杀有多个版本，在那个年代，徐志摩乘飞机触山而亡，朱湘投水自尽，殷夫、柔石被枪决，20世纪上半叶，诗人多死于非命，让人扼腕叹息。《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才子朱湘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朱湘15岁时，考入清华，人称“清华四子”之一，享有诗名。朱湘的处女诗集《夏天》在商务印行；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在开明书店出版；第三本诗集《石门集》，亦在商务出版。他生前有这3本薄薄的诗集问世，依女作家苏雪林的说法，是诗人拿性命兑换来的。

朱湘于1927年留学美国，1930年没有拿到学位就回国了。他在美国期间，给妻子刘霓君写了100多封情书，每一封信都有编号。在这些情书中，他写谋生之艰辛，为钱所困的尴尬，更多的是如水的柔情，有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读之温暖，阅之动容。朱湘去世后，他的好友罗念生将这一组情书编辑出版，名为《海外寄霓君》。新文学史上有四大情书经典，是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札记》、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竹书简》和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

回国后，在安徽大学教书，生活很不宽裕，因为安徽大学时常拖欠薪水，他和他的妻子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幼儿，未满周岁，就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个昼夜，活活地饿死。这很像杜甫诗中描述自己生活的悲惨情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婚姻已近崩溃。朱湘邀请好友到安徽大学任教，被校方拒绝。不知他是愤而辞职，还是校方解聘，他在安大也无立足之地了。紧靠微薄的稿酬如何养家糊口，朱湘已经穷困潦倒，可是，他“生无媚骨”，不肯接受嗟来之食。自从他辞职后，被世俗诬为“神经病”。此时，夫妻俩也闹起了离婚。民国才子多短命。具体到诗人朱湘，他的悲剧是怎样造成的？梁实秋认为：“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看来，连朱湘的同学也未必真正理解他“孤高的真情”。当然，孤僻，决绝，敏感，狂狷，清高，刚正，这些是诗人典型的性格。这样的天才，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从屈原到朱湘，诗人的命运，大多如此。可是，如果一个时代(朝代)，把异端的思想家、另类的诗人、狂傲的艺术家全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么，这个时代(朝代)，也就要走向灭亡了。

朱湘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诗集，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诗作。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闻一多则感叹“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二嫂接济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而早在10年前，他还和杨世恩等4名清华学生，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并称为“清华四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18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若干。看起来，少年诗人的前途该是多么远大。然而，他好像故意跟光明、美好这样的字眼作对似的。在清华专攻文学而肆意旷课，抵制斋务处的早餐点名制度，终于因记3次大过被开除。在美国读书时因同学说了句“中国人像猴子”，又愤而退学，什么学位也没拿到。在安徽大学任教，由于校方将自己主持的“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便发誓再也不教书了。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一时任性而纷纷离他远去。就连“中国的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诗坛的崇洋之风，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下转二版）

本报记者李传林

（上接一版）朱湘投江后，他的二嫂薛琪英(也即是童话小说《杨柳风》的译者)在上海的万国公墓购买了一块墓地，为朱湘修建了衣冠冢，但在抗战中已废弃。据著名学者钱华琨的文章介绍，他们特地到公墓地寻找朱湘的名字，未果。世人有关于朱湘的传记不多，零零散散，也多是后人的回忆，也有不一致的说法。重要的参见罗念生、赵景深、苏雪林等人的文章。朱湘的儿子后来被送往南京的一家孤儿院，在那里度过了和朱湘一样的孤独的童年。之后流浪到昆明，通过自己的勤奋，考进了西南联大。解放后却在那场残酷的浩劫中，被送入煤矿劳改了二十年，不久就死于肺痨。他的后孙在煎熬了三年白血病的折磨之后也在寂寥中死去。他那位贤慧美丽的妻子，在朱湘把儿女送人后，自已削发为尼，文革中下落不明。这，就是他身后的凄惨！

“诗人活着是一则笑话，死后能成为神圣的也很渺茫”，梁实秋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生不能逢其时，死不能谋其名。他死了，正如一位作家在评论顾城的死那样：“你只写过这一行使你接近伟大诗人的诗句，这一行也只有一个字：死！”死，在这个死亡的神秘世界里，聚集着社会和诗人存在的所有秘密，而这个秘密的组成，却是由那些不可言状的辛酸和沉重的悲哀，渗透在每一个人的世界里。帕思卡尔曾在他的《思想录》里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也是一根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使他死命了。人的生命尚且如此脆弱，何况是诗人呢。死前死后都如此的寂寞。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逸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从安徽大学离职后，向来清高的朱湘竟毫无生计，四处流浪。时人回忆，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深情孤傲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而他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不要说闲情逸致，连养家糊口都很勉强。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着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勇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朱湘这样写道。

于是，诗人之死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着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不仅如此，诗人所在的时代也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和其它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品评朱湘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他为中国的济慈。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余伟文认为，朱湘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何家槐认为，混乱的社会“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柳无忌认为，不为写文章，“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的绝命”。罗皑岚不明白，“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难道竟无一个朋友？”谢冰莹断定，朱湘自杀“是为穷”！梁实秋则认为，“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朱湘抑郁、孤傲和乖戾、偏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29年人生历程的，就只有了诗。朱湘对诗的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全身心地痴迷而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就忘却了一切。后来，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朱湘是一位对我国现代新诗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诗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他被誉为“中国的济慈”、“完全的诗人”、“诗人的诗人”、“新文学成长期与收获期的大诗人”。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不仅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丰富多彩的诗篇，同时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诗学理论遗产。他论诗、评诗、论文学、治批评，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富有个性的诗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朱湘看来，作为真正的诗人，要在对自然、人生的歌咏中，显现诗人内在的本真情感而这种本真情感的显现又必须在诗形上符合“诗的真理即是美”的审美标准，因而关注人生社会、注重艺术美等就成了朱湘诗学理论的显著特色。

朱湘的诗学思想蕴含着深沉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湖南、安徽省古时均属楚文化区域，古楚民风轻疾剽悍、坚韧不拔、清廉刻苦、忠于诺言、勇于任事、敢于牺牲的精神，无不熏染着对楚文化情有独钟的诗人朱湘，养成了那种刚烈正直、执拗任性、孤独傲岸的内向性格。在文化方面喜欢屈原、王维、杜甫，尤其是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他的感染颇深，正是这一爱国思想的支配，他主张“为人生”的爱国主义诗观，十分注重诗歌反映社会生活与社会现实，因此，他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从“为人生”的文学观出发，朱湘认为：“文学本身是一种最有力的社会工具，可以团结人民，可以激发爱国的热情，可以辅助教育，可以改造社会”。在《为什么要读文学》一文中谈了文学的三大功能：完成教育；发抒情感；扩大经验、增长见闻。文学除了具有社会的教育作用外，还有娱乐消遣的作用。对这一点，朱湘认识得也比较清楚。他在《文学与消遣》一文中说：“消遣解闷，那正是文学的第二种功用。”文学反映社会人生的功用与娱乐消遣的功用相比较，朱湘更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而消遣的作用只是文学的副作用，消遣的文学“只是低级的”，“是一般作者与文人所极端嫉视的”。朱湘还在《文以载道》一文中，论述了世界文学发展中有三种类型的文学，即“载神道，载世道，以及载人道”的文学，“古代便是载神道的文学的兴盛期，中代便是载世道的文学的，近代便是载人道的”。从载神道的文学说，“古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神道的文献，它们却仍然能以供给聪明的文人去利用、象征的。”从创作方法上，朱湘既提倡现实主义，又对浪漫主义怀有较深的感情。他在《说作文》一文中强调文学要表现自我，表现自我情感：“人是完全囿于自我的；无论是写神灵，写人类，写他人，写自己，写动植物，写自然，到头来都是脱离不了自我的范围”。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朱湘在理论上思考文学的性质、功能、内容、方法时，他多从时代、社会出发，偏重于“为人生”、写实，但他对“为艺术”、表现自我情感、浪漫抒情又比较亲近，这样就形成了他的诗学思想中的理论素养的二重性。这二重性在他的诗歌创作也即实践诗学上呈交织融通的形态，而在他的诗论、诗评中，则更多地偏重情感与形式、诗味与诗美。

朱湘是“新格律”的积极倡导者，也是闻一多诗歌“三美”主张的最得力的实践者。他对新诗的理论探讨，是建立在对“五四”初期白话新诗的反思基础上的。朱湘认为要发展中国新诗要寻找“新的多藏的矿山”：第一处是“亲面自然”，第二处是“研究英诗”，第三处是“改古民歌”。也就是说既要吸收西方诗歌的艺术营养，又要借鉴古代诗歌的艺术精华。他在给孙大雨的信中，一再谈到译诗的重要，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说译诗》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国如今尤需要译诗。因为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只有些对于西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凭借着先锋的幌子在那里提倡自由诗，说是用韵如裹脚，西方的诗如今都解放成自由诗了，我们也该赶紧效法，殊不知音韵是组成诗之节奏的最重要分子，不要说西方的诗如今并未承认自由体为最高的短诗体裁，就说是承认了，我们也不可一味盲从，不运用自己的独立判断”。可见，他既主张借鉴西诗，而又强调不可一味盲从，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要只从自由体的形式上效法，而要从诗歌的艺术特征上创新，因此，他特别强调了音韵的重要性，这一点恰恰是初期提倡自由诗体时重视不够的。他在《谈诗》一文中，强调作新诗的人要读旧诗，同时提出新诗要“学词”。因为“词是最讲究音节的”，而词的外形，又是一种“节律的图案”，这种情况在西诗中，只有雪莱的《夜》才能与之媲美。他主张：“新诗内努力于创造新腔的人，应当拿词的原本的精神来作基础，而深恶痛绝摹仿者的按谱填字”，这里即要求把词的音节的美用于新诗的创作，所以我们看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就留有受词的影响的印痕，如《恳求》即取法于词的。至于说到新诗要向民歌学习，朱湘认为学习民歌比学习古典诗词更为重要。将民歌有益的艺术营养应用到新诗的创作中，“一定能开发出极美丽的花来”。

随着西方的形式主义诗学的兴起，诗的形式的独立性和意味性越来越受到关注。朱湘认为要有成功的好诗，须在“无形中有一种求形美的倾向，所以机缘到了之时，内质和外形便能很匀称和谐地混合起来”，朱湘是“新诗形式运动”的一员健将，怀着建构“新的诗律、形式和音韵”的目标，对新诗的形式美做了多方面的探求。朱湘认为诗歌和音乐是古代文化的一对孪生儿，他在《评闻一多的诗》中指出：诗无而音乐，那简直与花无香气，美人无眼珠一般了。所以朱湘在诗的形式美方面探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音乐美。他认为从音节和音调两个方面可以增强音乐美。在音节方面他说。“想象、情感、思想，三种诗的成分是彼此独立的，唯有音节是再现出来，他们才能融合起来成为一个浑圆的整体”。他评别人的诗，也多从音节上去肯定它们的音乐美的。如他肯定汪静之的诗集《寂寞的园》有些诗“用一些委婉缠绵的音节把意境表达出来了”，他还称赞戴望舒《雨巷》“在音节上完美无瑕”。他还注重诗歌的形式美，为达到形式美，非常重视诗行，认为诗是拿行作为单位，就需要诗行按一种规则来安排，他提出了“行的独立”和“行的匀称”。他解释说：“行的独立便是说每首‘诗\’的各行每个都能站得住，并且每个从头一个字到末一个字是一气呵成，令人读起来不至于产生疲弱的感觉，破碎的感觉，行的匀称便是说每首‘诗\’的各行的长短必得要按一种比例，按一种规则安排，，不能无理的忽长忽短，教人读起来时得到紊乱的感觉，不调和的感觉”。他的诗在诗行的排列上，基本上做到了他所提出的要求。他还倡导诗体的多样化。他在创作中尝试了许多西洋诗体，如四行体，三叠令，十四行诗，为现代诗提供许多可行的诗体。此外他还对叙事诗体情有独钟，认为叙事诗在未来的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己也创作了一些叙事诗如《王娇》、《还乡》等。

朱湘虽然生命短暂，但他的诗论却十分丰富，诗也是他的生命，他为诗所作的一切理论探讨，都是为了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朱湘的诗是袅袅回荡在东方天空中的歌音，有着动人心弦的东方旋律。歌者如梦如幻、如泣如诉，听者如痴如醉、如歌如乐。他的诗学理论超越了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为新诗的现代性尤其是诗歌的艺术自我完善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人欣慰的是，后人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诗人。 2008年10月9日，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见证》栏目组来到弥陀镇，拍摄现代著名诗人朱湘的专题记录片。此前，该栏目组已到山西、广州、上海、芜湖、安庆等地进行了实地拍摄。栏目组马侃导演一行四人来到弥陀，拍摄了朱湘故居-----百草林的风光，走访了朱湘家族的后人，查寻了《朱氏家谱》等珍贵资料，仔细了解了朱湘故里对这位爱国诗人的故居保护、资料收集和作品研究等情况。该记录片已在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多次向全国观众播放。

此次采访拍摄是对才子朱湘这位诗人的美好回忆，也是对朱湘在太湖生活过的佐证、对于宣传才子朱湘、宣传太湖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为文学界掀起新一轮的朱湘研究热更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地处桐山脚下的弥陀镇，旧称弥陀寺，因唐贞不雅年代里建弥陀寺而患上名，与湖北省蕲春县邻接，千余年来，为皖鄂接壤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距镇区一里路，翻过一道长岭岗，便到了一个名叫百草林的山坳。这里环境优美、四季分明，林竹相依，山水相映，难怪当年朱家先祖远道来此择为故宅。

据《朱氏谱牒》记录：朱家从朱湘上溯35代，就是南宋闻名骚人、理学家朱熹，为朱熹长子所传，从婺源迁入。朱家先祖选中百草林为居，这里闹中取静，情趣优雅，三面连绵的山峦，将衡宇牢牢环绕，就像一把椅子，俗称“椅形之地”。屋前栽有翠竹、香樟等树木，外面还有半亩水塘，蓝天白云全映其中；水塘中几朵荷花，把这小山冲装缀得格外灵性。这也是少年朱湘嬉戏和宣泄的地方，他常常在郁闷和孤单的时候，来池塘边倾听蝉鸣，边抛扔瓦片，在水塘里激起的涟漪给郁闷和孤单的少年朱湘带来童年无限的快乐和欢笑。

在朱家先祖的苦心经营下，朱家人丁兴旺，直到朱延熙这一代，可以说达到鼎盛期间。朱延熙与其兄朱延薰双中进士，钦点翰林，同治天子御赐“甲第逢春”金匾一块，以示夸奖，可以说声震一方。

据朱氏家谱记载：朱延熙，生于咸丰二年(1852)，字季卿，号益斋，历任江西学台、湖北盐运使等职，为官清白廉洁，刚正不阿。。朱延熙先娶余氏，继娶闻名洋务派人士张之洞之胞侄女儿张氏，张氏共为朱家生养四男两女。张氏“性温敏，通史书，解音律，内部政治万分有理”，惋惜在朱湘三岁时就归天了。父婚事务忙碌，幼小的朱湘从母亲温暖的怀抱突然落入孤傲的境地，养成为了他孤介、缄默沉静的性格特性。朱延熙对朱湘要求很严，在朱湘六岁就请来教员，传授《龙文鞭影》、《诗经》等。朱湘8、九岁时，便读完了《左传》及《四书五经》的一部门。这些，为朱湘打下了深挚的文学根底。

1914年，朱湘十岁，父亲朱延熙对官场也生出厌倦之心，便告老还乡，回到百草林，将百草林的房屋略作修整，安度晚年。弥陀镇的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得百草林昔日的样子：这里虽是官府人家，但并非深院大宅，而是普普通通的上联五、下联五、中间有着两个茶楼的土木结构平房，共有三十多间。室内装饰也十分简单，朴素而大方。上堂悬挂着写有“甲第逢春”的匾额，两边楹联是：“风高九万里；道在十三经”，下堂悬挂着写有“百草林”的匾额。

朱延熙带着朱湘回到老家百草林，把朱湘送到附近一所小学读书。百草林周围的山山水水，与长沙寓所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令少年朱湘感到非常新鲜，他又恢复了一个孩子天真的本性。百草林的景与物和人与事，在他后来的诗文里反复出现，他诗中展现的灵性、纯朴，与百草林那大自然的熏陶不无关系。

弥陀百草林的乡村气息，百草林的幽静安逸，让少年朱湘入迷入痴，尽管幼年丧母的他孤寂怪异，但是他还是深深喜欢百草林的一草一木。“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一阵阵温风拂上人身，您瞧日光它移的多慢，你听蜜蜂在窗子外哼。”(《摇篮曲》)这些醉人的诗句里，洋溢着百草林的灵性，深藏着对母爱的呼唤，诠释了诗人细腻的情感。使他的灵魂至今还依然在这里飘荡，思想还在这里延续，精神还在这里停留，诗文夹着泥土的芳香还在这里……

对于百草林这片少年时生活过的土地，朱湘在他的散文《我的童年》中，有过如许一段记录：“这是离家有几里远的一个书馆里的工作。有一次，只其余我一小我私人在馆里，心中遽然涌起了孤傲、孑立的惧怕，忙着单独沿了路途，向家里走去……这搭是土地庙与庙前的一棵树下的茶摊，这搭是路旁的一条小河，这搭是我家里地亩旁的山坡，终于，在家里前院的园地上，瞅见了有家丁在打谷场，这时候，我的心便放下了，舒畅了。”百草林的家，曾经在少年朱湘的眼里，是何等的温馨啊！朱湘故居门前的竹林里一条荫掩的小路。站在百草林深处，让人感觉到当年的朱湘，带着一颗渴求的心灵，正是从这里追随着理想，走向自己神往的那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朱湘静静地等到穿过时光的隧道，穿过百草林的上空，飞翔到远方……

朱湘走出了百草林，走向了无垠的世界。朱家良好的家教和这里淳朴的民风，对朱湘性格的形成和孕育创作气势恢弘的佳作影响深远。 1943年抗日战争中，日寇中将冢田攻座机摔毁于弥陀寺相近的田家滩，导致日寇疯狂报复，百草林也未幸免，房子受到日寇点火，粉碎紧张。后朱家庭孙重建，看中去与本地农舍没有啥子区分，很多榜额还生存着，惋惜在“文革”入眼成“四旧”烧毁了。今天的百草林，仍然栖身着朱湘的晚辈，昔时朱湘住过的老房子，还保留着一间上堂屋，屋前的园地还在，园地边的香樟和园地外的池塘也还在，仿佛悄然默默地在诉说着沧桑。

二0一0年夏末，当作者缀笔此文时，欣喜获悉，为纪念著名新月派诗人朱湘，太湖县拟投资2000万元建设朱湘文化园。项目占地面积60亩，文化园内除了建设朱湘塑像、朱湘生平作品陈列室外，还将建碑廊等。

据介绍，朱湘文化园拟于今年5月1日奠基，还举办了一次国际诗歌大会。目前，朱湘作品的征集工作也正在进行中，这一系举措，给研究朱湘具有重要意义。

名人档案

朱湘出生于其父在湖南沅陵的住所，后安家太湖县弥陀(百草林)。朱湘之父朱延熙，是清代光绪丙戌(1886)年的翰林，钦赐进士，历任江西学台、湖北盐运使、湖南按察使等职。朱延熹不仅博学强识，精通学问，且人品清高。为政时两袖清风，政绩卓著。同治皇帝钦赐金匾，称其为“功高九万里，道台十三春”。母亲张氏一说是张之洞之女，贤慧质朴，为朱家生育5个儿子，7个女儿，朱湘是兄弟排行中最末一个。为纪念湘、沅二江的哺育之恩，朱延熹给儿子取名朱湘，字子沅。

1907年朱湘3岁时，母亲去世。没有母亲的维系，一个大家庭便失去了聚心力。朱湘从小习惯于孤独，常常呆呆望着门外景物，眼里流露沉默、胆怯、冷漠的神情。孤寂，被奚落的感受造就了诗人倔强、任性的个性，与兄、姐之间始终感情隔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成人，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也不愿向他(她)们求助。

父亲整天忙于公务，操劳过度，于1915年朱湘11岁时去世。幼失怙恃，手足不亲，这种孤寂和伤痛只能默默承受。遵照父亲遗嘱，朱湘由大他20岁，在南京政府供职的大哥抚养。先在江苏省立第四师范附小就学，1917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预科。其间由曾留学欧洲的二嫂薛琪瑛帮助，参加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英语补习班，为他日后卓越的文学翻译打下扎实基础。

民国10年，在清华读书时开始写诗，与诗人饶孟侃(子离)，孙大雨(子潜)，杨兴恩(子惠)被称为“清华四子”.翌年元月，《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处女作——新诗《废园》，此后，该刊陆续发表他的新诗和译作.他翻译的有罗马尼亚民歌及英国诗人怀特，丁尼生，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民国14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夏天》.次年4月，在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主办的《晨报诗镌》上发表他的新诗《采莲曲》及诗评《郭君沫若的诗》.民国16年7月，他自己创办不定期的文艺刊物《新文》，专登自己的译作和创作.同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他的第二部诗集《草莽集》.民国18年，上海北新书店出版他翻译的《英国近代出版小说集》，列为《欧美小说丛书》之一.民国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生前编好的第三部诗集《石门集》.民国24年，上海图书公司出版他的第四部诗集《永言集》.这4部诗集共收诗220首，散文诗3首，诗剧1部.他的散文除少数散失外，都收辑在《中书集》中，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他的信札酷似优美的散文，多编入《朱湘书信集》，《海外寄霓君》两本书里，分别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和上海北新书店出版.各种著作和译作有13种，国内保存不多，但在美国依阿华大学，柏克莱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日本东京等都能找到。“五四”文学革命兴起时，他开始赞助新文学，把“创造一种新的白话”看成是“我们这班文人的天职”.他追求自由，关心世事，在悼念孙中山的诗里写道：“人生的音乐，该是战鼓征鼙.”赴美留学后，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孤僻狷介的性格，使他与那里的生活产生很大的矛盾.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只“失群的孤雁”，说在外国“越过越无味”.有一次，劳伦斯大学法文班教员讲解法国作家杜德的小说，说中国人像猴子，美国学生听了哄堂大笑，朱湘当即退出课堂.后来尽管教员向他表示歉意，但他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劳伦斯大学，转入芝加哥大学.翌年3月，因一名教授疑心他借用的书没有归还，他不堪侮辱，又离开了芝加哥大学.他为中华民族倍受歧视，中国现实社会落后感到愤怒和羞惭，决心回国.他说：“我在外国住得越久，越爱祖国，……我爱的是中国的英豪.”又说：“为中国鞠躬尽瘁，是我早已选定了的。”这是他爱国感情的真实吐露.朱湘在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清华读书时的费用，大部分是其寡嫂薛琪英(曾留学法国，是童话小说《杨柳风》的翻译者)提供的.被清华开除后，寄居在上海一位朋友家里.民国15年，虽获得清华复学的机会，可是连赴清华的路费都没有.在北京适存中学教书时，与饶孟侃等4人住在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屋子里，有时穷得连饭钱都付不出.他从不看电影，不下馆子，一日三餐尽啃馒头，在学校吃饭都是向厨师赊帐.清华毕业时，欠学校的饭钱和裁缝的工资，都是先由同学担保后才付清的.从美国回国后，他应聘到安徽大学任英文文学系主任.虽身为教授，但生活仍然窘迫，学校又经常欠薪，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因没有奶又无法补救被活活饿死.民国21年，安徽大学改组，他离开安大，一直找不到职业，在长沙，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辗转漂泊，卖文为生.冬天身穿夹袍，妻子霓君寄来的棉袍一到手就送到当铺.有时因付不起房租，或被旅馆扣留，或被茶房押着去找朋友解救。由于长期失业，他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民国1933年12月4日向寡嫂薛琪英借款20元作旅费，4日由上海乘吉和轮去南京，5日清晨喝半瓶酒后投江自杀.据目击者说，自杀前还朗诵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句.死时29岁.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之为“中国的济慈”.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字子沅，原籍安徽，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并参加梁实秋、闻一多组织的清华文学社。1922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在《小说月报》第一次发表5首新诗。1923年因抵制学校斋务处早餐点名制度被开除。

1925年第一本诗集《夏天》出版。1926年重新复学清华。他性情沉默孤傲，自办刊物《新文》，只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诗歌，自己发行。因经济？据，只发行了两期。1937年第二本诗集《草莽》出版。

1927年9月至1929年9月，他留学美国，此时辗转复杂的经历和内心愁闷忧郁的情绪在《朱湘书信集》及《海外寄？君》中都有表现。朱湘[著作书目]

夏天(诗集)1925，商务草莽(诗集)1927，开明石门集(诗集)1934，商务

文学闲谈(评论集)1934，北新

中书集(散文、评论集)1934，北新海外寄？君(书信集)1934，北新

朱湘书信集 1936，天津人生与文学社永言集(诗集)1936，时代，遗著[翻译书目]

路曼尼亚民歌一斑 1924，北新

英国近代小说集英国怀特等著， 1929，北新番石榴集(诗)阿拉伯穆塔密德等著，1936，商务

二0一0年春末，当作者缀笔此文时，欣喜获悉，为纪念著名新月派诗人朱湘，太湖县拟投资2000万元建设朱湘文化园。项目占地面积60亩，文化园内除了建设朱湘塑像、朱湘生平作品陈列室外，还将建碑廊等。

据介绍，朱湘文化园拟于今年5月1日奠基，还举办了一次国际诗歌大会。目前，朱湘作品的征集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附：[研究资料书目]

二罗一柳忆朱湘(罗岚等)1984，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