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那些事

胡书斌

我的写作从写通讯报道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从事农业合作社与大队会计工作，那时社、队仅订了《皖江日报》《安徽日报》两份报纸，空闲之余，读了报纸上的通俗文章，就萌生了写作欲望。当时没想过写稿为着什么名利，也没听说过写稿还有稿酬，只知道有学问的人才能写文章，而自己只读了小学，不敢冒充秀才，就没写什么散文、诗歌、小说之类。

开始写了几篇通讯报道寄给报社，结果都石沉大海，有去无回。然而两个多月后，稿件全部退回来，同时邮来一本《通讯员》小册子，我无事时就啃这本书。初步掌握了写新闻的要领，后来在一个多月内，有四篇文章上了《皖江日报》。接着，我又向《安徽日报》投稿，也见报三篇，其中还有一篇写秋收分配的稿件，刊登在头版二条。年底两家报社共邮来三十四元稿费，这时我才知道写稿还有钱。三十四元稿酬在现在来看是很少，但那个时候猪肉才0.73元一斤，可买46斤猪肉；鸡蛋5分钱一个，可买600多个。或许就是这点物质激励着我，没事时，我就揣个小本子，到处找新闻，听到生动的话、见到生动的事，都记下来，有时半夜想起一句话，生怕忘记了，连忙爬起来记到本子上。

稿子写多了，上稿率也高了，有时三天两头红，稿酬一到就买肉打酒，请朋友们吃饭。有人说我疯了，自己辛辛苦苦爬格子挣来几个钱竟乱花。我说，我写稿不为挣钱，就是图个快活。

本大队的新闻远远不能满足我写了，我将采写的触角伸向临近大队，然而却碰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邻队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我搬到报纸上后，竟然有人在我背后说些不好听的话……气可鼓而不可泄，我彻底泄气了。朋友也都劝我说，写新闻通讯是照亮了别人，出力还不讨好，别写了，要写就写散文、诗歌之类……于是，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怎样写诗歌的书，还买了几本精美散文，工作之余我就埋头看这几本书。

我写的第一首诗歌，是在那年盛夏的一个下午，天气酷热，气候突变，滂沱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山洪暴发，公社与大队两级干部组织群众奋力抗洪，保住了河堤。我将这一可歌可泣的场面，写了一首名为《抗洪歌》寄给了报社，被报社编辑改为《干群在山洪面前》刊发于副刊。这首小诗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那时整个社会有文化的人不多，能写稿的人就更少，我或许是沾了这个光，才把这首诗变成了铅字。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萌生了跳出农门，进城端“铁饭碗”的想法，认为写些小东西不能引起领导重视，不如写一个剧本，一鸣惊人，好让自己将来跻身记者、编辑、作家等行列。我写的第一个剧本《送礼记》共十场，脱稿后，就直接邮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剧本创作还一知半解的我，遭遇退稿在所难免。但戏剧家协会还是寄来一本《戏剧创作学习资料》，并认真地写了几张纸的退稿意见，嘱我先从小戏写起。然而退回的剧本连同信件被“造反派”抄家带走了，当作“文艺黑线”对我冲击了一阵，并将家藏的许多书籍搬到门口空场上一把火烧掉了。这期间，大队党支部又因我常在报纸上发些小文，将我列为小知识分子范畴，在讨论入党对象时，大队支书一句话，对某某人要长期考察，我写的入党申请书当然是泥牛入海。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写了。

时过不久，安庆日报社通知我去安庆参加通讯报道工作会议，从安庆回来后县里又通知我参加县文艺创作会议。自那次会议之后，县里每年都要举办一到两次农村小戏曲会演或调演。我所在的区社都得准备一两个小戏参加演出。因为我曾经写过《送礼记》剧本，区文化站将编剧一事委托与我，我推着不干，区里领导就找上门来，做我工作。后来我所写的十几本小戏，一部大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促成的。凡参演的剧本都曾被评为一等或二等剧本创作奖，还有两个小戏先后出席地区和省里调演。

1969年，大队党支部换届选举，支书由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接任，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时公社一位姓王的书记对我也很好，于是就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1971年，李支书“脱产”了，我接替他担任大队书记。那时我们这个大队被地区、县列为先进单位，我外出开会多了，凡通知我所出席的会议，都要备好材料到会上发言。大队没人写，只得自己动笔。记得在1970年夏天，安庆地区在马山宾馆召开“学哲学用哲学”读书会，我在会上作了《破特权思想，做人民公仆》的发言。散会后的第四天，这篇发言稿全文刊登在《安庆日报》上。后来我又将文字作了修改，冒昧寄给《红旗》，没料想竟也被刊发了。尤其被安徽广播电台转播后，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表扬的批评的都有。有的说，《红旗》杂志是国刊，能上《红旗》杂志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也有的说，瞎猫碰上死老鼠——偶然；还有的说，偶然刊物上缺少农民写的这方面文章——撞上了。听到这些话，我觉得也有些道理。然而仔细想想，为什么就我能碰上和撞上了呢？随即作了一首《仆文》诗回敬他们：

“仆文上刊说偶然，偶然稿缺工农篇；世间多少偶然事，为何我然你不然。”

《仆文》上刊后，我便有了能写的名气。不久，跳出农门的机会终于来了，新华社在桐城招收一名学员，县里推荐了我。时任县政工组组长孙安平找我谈话，列举了推荐学员的四个条件：一、必须是中共党员，二、年龄在三十周岁之内，三、在农村锻炼七年以上，四、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有一定写作能力。孙安平组长说：“四个条件中的前三条你基本符合，只是最后一条，你虽然只读了小学，但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和锻炼，在文科方面，差不多具备了高中文化水平。”说着，他拿出一张表让我填写，并告诉我到北京学习两年，毕业后恐怕专搞新闻工作了。

回家后，正当我静等着喜讯之时，区、公社书记上了门，以我所在单位是先进典型为借口横加阻止，使我端“铁饭碗”的梦想彻底泡汤。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上而下号召大办乡镇企业，我顺应潮流，为村里办起一个企业，然而厂长人选却无从着落。于是，在1990年初，我要求辞去村支书，自己挑起这副担子。在我一再要求下，区社领导终于同意了。

从企后，我经常出差在外，目睹祖国名山大川，人文圣迹，有感而发，且一发不可收，除本市的报刊外，南京、宁波、无锡、常州、滁州、芜湖、马鞍山、铜陵等地报刊都刊载过我的文章。

写小说是十年前的事，主要是受著名作家、诗人陈所巨的启发。他健在时经常对我说，人上中年后应该写小说，并指点我：“写现在的都市生活，你写不过年轻人，但上个世纪困难时期的事，上了年纪的人都亲身经历了。经历的人群中有的人能写，但没有这个爱好；有的人想写却写不出来。你若能在这方面动动笔，算是弥补那个年代安庆市文艺创作内容上的一个空白。”

与所巨先生谈话之后，那个狂热年代所引发的缺吃少穿的悲惨遭遇，不时地在脑际中匆匆闪过，各种不同思想类型的人在眼前若隐若现，激励我拿起笔来。然而，写小说我是个门外汉，对脑际中闪现的人与事，难能以巧妙的构思，曲折动人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文字将它们铺展开来。初写失利，再写败笔，屡败屡写，终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欲魔》。《欲魔》脱稿后，不幸的是，所巨先生已经生病住院，不久就仙逝了。这篇作品后来发表在《桐城文学》上，继而又被《大九华》杂志刊发。

《欲魔》发表后，我想通过小说创作完成一种少数边缘观念的表达，通过这种写作去实现存活于民间的另一种历史结构，最终如愿以偿地写下了《官圩往事》和《花落官圩》两个中篇。《鹿儿城的传说》和《金神墩的传说》是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命写作的文章，它们的传说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鹿儿城的传说》近三万字，脱稿后即被《安徽民间故事》收入书中；《金神墩的传说》近一万字，被《六尺巷文化》微刊全文编发。历史先贤们在这两个地方留下的那段历史，最终以文字形式记载了下来。

2014年，在本市作家胡堡冬的鞭策和鼓励下，我开始了长篇小说《那年那月》的创作，然而真的动起笔来，我才感到写长篇的艰辛，写了几千字时就感到写不下去了。正当我泄气停笔之际，胡堡冬打来电话问，“最近在忙什么？小说脱稿了没有？”我笑着回答：“如同妊娠母亲腹中的胎儿，被动地无意识地蜷缩在腹腔里，难产了。”他听了哈哈大笑道：“难产也要产啊！”接着，他鼓励我：“慢慢来，不要急，每天能写个千把字，就是很大的收获。老年人应该经常动脑子。脑子越用越灵活，长期不用，会痴呆的啊！”胡堡冬的一番话对我无疑是一个莫大鞭策和鼓励。

于是，我重新调整思路，振作精神，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当中。就这样忙了两个多月，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雏型；后来又修改了一个多月，这个“难产婴儿”终于不声不响地下地了。

回顾我的写作历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坚守自己的人格，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笃信现实主义，恪守文以载道，通过写作努力表现原生态生活，当然也想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认同和追求。我从不后悔将自己的业余爱好选择了写作和文学，因为文学让我愉快，让我多些理智，少些浮躁，让我的灵魂变得纯净，让我的人生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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