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坐过老吉普

□合肥潘小平

1979年，我刚毕业留校不久，我父亲去看我，顺便了解一下我的工作情况。其时他也才刚刚“解放”，等待重新安排工作。从新马桥“五七”干校出来之后，他就被下放到怀远县沙沟公社当农民，停发了工资。但父亲这个人，能力强，又义气，所以即便在困窘的日子里，他也能调动一些老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情商比较高。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县委的老吉普搞了来，拉了一后备箱吃的，去了我们学校。在家人的印象里，淮北苦寒，食物奇缺。而我们家的传统，对孩子除了学习之外，最关心的就是“吃”，其他的，就不去管它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郑重交给我一个大号搪瓷缸，要我星期天买点肉，在搪瓷缸里煮一煮，“拉拉馋”。我一个学生，到哪里去开伙啊？所以那个大号搪瓷缸，就一直没有使用过。父亲这次来，不仅给我带来了鸡蛋、鸭蛋、变蛋，黄瓜、辣椒、西红柿，还用一个铁皮桶，给我带了十几条活鱼，把和我一同留校的女同学，全都看傻了。父亲说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自己做饭吃了，要不是弄了个车，还真带不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见那种帆布篷的老式吉普车，此前我只是在电影里瞻仰过。有个时期，批判一部老电影，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男主是于洋，女主是王晓棠——似乎是《英雄虎胆》，王晓棠坐在吉普车里呼啸而来，对着男主惊鸿一瞥，美极了。这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吗？不，这是美帝国主义的吉普女郎！批判中批得最带劲的，就是这个画面，而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对这个镜头更是念念不忘。

吉普，电影里的敞篷吉普，你真的从电影里，走出来了吗？

都围了来看，当然，不包括我的上海同学。上海同学远远站着，用上海话不屑一顾道：淮北人，老乡噢！

“乡”是“土”的意思，“老”是“非常”的意思，总之他们眼中的淮北人，太不上台面了！

此后，我还多次见过这部车，但一次也没坐过。父亲重新工作之后，下乡也多是骑辆自行车。那时整个县委县政府，一共就两部车，一部老吉普，一部伏尔加，就是县委书记外出，也轻易不用车。伏尔加是前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的一款著名品牌，曾被广泛用作公务车，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老百姓不知道它叫“伏尔加”，称它为“小宝车”，仿古人“香车宝马”的意思。我在淮北混出一点名头之后，经常会下矿去采访，去得最多的是七矿，俗称杨庄矿，我同学的父亲，在那里当过矿长。杨庄矿的“大老板”杨书记，有一部“四环素”，正规的表述是奥迪80，也就是今天的奥迪A4。杨是山东人，大高个，毕业于徐州的中国矿院，为人热情豪爽。1972年夏天，大众奥迪80面市，1980年后进入中国大陆。所以在1980年代中后期，能够拥有一部奥迪，绝对需要权力和财富双爆表。不、不、不！光有财富不行，光有财富你买不来奥迪；光有权力也不行，因为当时只有煤矿钢铁一类的大国企，才有足够的财力购买这个档次的车。“大老板”杨书记，同时兼任杨庄矿的矿长，而矿区远离市区，是典型的独立王国。即便这样，杨老板也只敢在去合肥开会，或是去徐州母校时使用这部奥迪，在市里他不敢跑。因为彼时连市委市政府，都还没有一部奥迪80。但是我去了，他会派这部车送我回市里，亲自为我关上车门，俯下身问：咋样啊潘老师，我的这部车？我说当然好！不是你，我怕一辈子也坐不上这样的车！

不是恭维话，是真话，那时吓死我，我也不敢痴心妄想，今生今世我能拥有一部自己的“小宝车”。我调进合肥之后，很有几个公

安厅的朋友，其中一个

问：潘老师，要不要花50

块钱，报名拿本照？“照”

是驾照，我说什么什么？

吓得眼珠子都差点掉下

来了。我想我要驾照干

什么啊？难道今生今世，

我还会自己开车吗？我

就是下了岗，我也只能做

裁缝，我的裁缝手艺着实可以养活我。那么我开车的可能在哪里呢？我实在想不出，驾照对于我，实用价值是什么。因此我断然拒绝，我说还要50块钱？送我我都不要！但2012年5月，我花了3000元钱，还是通过朋友，才在驾校勉强报了名。同学都是小年轻，一二十岁的年纪，有喊我阿姨的，有喊我奶奶的，十分惊讶我的勇气。无数次后悔，多年前愚蠢的决定，若是那年花50元钱弄本“照”，还会现在来受教练的窝囊气？不过一关一关，总算都顺利通过，而在每一关的驾考中，我基本都是高龄。

今年的国庆长假期间，我们全家开着三部车，浩浩荡荡出游，路经皖东一个名叫小坡村的地方，僻静的乡村公路上，铺晒着刚刚收割的晚稻。主人用两部车，拦隔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到跟前一看，居然一部“大奔”，一部奥迪A4。

在外打拼的孩子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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