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东坡 四川首批十位历史名人之苏轼(二)

刘乾辉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高中。

苏轼本来第一，但欧阳修阅卷时，认为此等文章，天下只有他的学生曾巩能写出。为避嫌，列为第二。就这样，苏轼“中枪”，屈居老二。

子曰：学而优则仕。圣人一言，特别是隋后，万千考生，走上了科举做官的险途。

才高八斗的苏学士，也未能免俗，挤上这趟明争暗斗的旅程。

苏轼仕途第一站是凤翔府判官，因是副职，有大量时间可自己支配。苏轼喜游冶，一进山中，往往好几日才返回。苏轼又喜建筑，建一庭园，作为官舍，前临水池，后傍亭台。还有一花园，种花逾三十种。

然好景不长，因妻子、老父相继辞世，苏轼按儒家礼制，返梓为父守丧。

待他再回京城时，英宗已逝，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雄心万丈，力挺王安石，君臣均想大干一场。就这样，一群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因政见不同，把宋朝的党争，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直至北宋灭亡。而他们自己，在宦海中时沉时浮。甚至，将他们的人性，不知不觉撕裂。

为便于理解人物关系，不得不介绍和苏轼命运休戚相关的三个皇家女人。

宋仁宗之曹皇后。宋仁宗共有三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但这些子女大多夭折，只有四个女儿长大成人。也就是说，仁宗皇帝无亲生儿子继承他的皇位。无奈之下，景祐二年，仁宗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接入皇宫，交由曹皇后抚养。后赵宗实改名赵曙，也就是宋英宗。

宋英宗之高皇后。年轻的英宗在治平三年十一月再次发病，十二月立长子赵顼为太子。太子生母为高皇后，太子也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之向皇后。宋神宗第六子赵佣，改名为煦，也就是宋哲宗，生母为德妃朱氏。宋哲宗早逝，无子。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立，是为宋徽宗。母陈氏，生徽宗后升为美人。立哲宗、徽宗，都是向皇后的主意。

神宗要改革，也是出于王朝的无奈。斯时，周边异族兴起，虎视中原。内部，机构相互掣肘，冗员庞杂，行政效率低下。

这个时候，名士王安石走上前台。

在士人眼中，王安石的口碑并非一边倒。苏轼的父亲苏洵，就看不惯王安石假惺惺的做派，写出著名的《辨奸论》。老苏给王安石的画像：“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竖刁、易牙、开方何许人也？乃春秋时齐桓公宠臣。为讨齐桓公信任，竖刁自阉，入宫做太监，服侍桓公；易牙烹自己亲生儿子，做肉羹，让桓公品尝人肉美味；开方舍弃卫国太子之尊贵，为桓公执鞭坠镫。此三人，皆不近人情，被一代名相管仲斥为大奸慝。然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仍然宠信他们。后桓公病，此三人乘机作乱，一代霸主被活活饿死宫中。老苏进而预言：“天下将被其祸。”可见，苏老泉对王安石印象特坏。后王安石母丧，在所有被邀请参加丧礼之人中，只有老苏拒绝参加。

纵然有反对之声，这场变法还是向前推进了。客观地看，青苗法、免役法等改革举措，在民间确有需求。但王安石操之过急，所用之人大多品行低劣。导致朝内迅速形成两派，支持变法者叫新派，如吕惠卿、李定、舒亶、邓绾、章惇之流。反对变法者叫旧派，如文坛一代宗师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有趣的是，王安礼、王安国反对哥哥王安石变法。

在这场变法中，苏轼数次上书，反对变法，神宗均未采纳。无奈，苏轼自请出京，到地方任职。苏轼漂泊的命运，就此开始了。

王安石当政，远非一帆风顺，期间两次罢相。这段时间，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回避朝廷纷争，仕途平稳。

特别是到职徐州时，正遇黄河洪水泛滥。苏轼几十天未回家过夜，在一线抗击洪魔，终于保住了徐州。水退后，他奏请朝廷，加固堤防，永久消除水患。并在外围城墙上，建高一百尺的黄楼。登斯楼也，既可察水势，又可览眺四周景物。苏轼之行政才干，由此可见一斑。

由徐州太守转任湖州太守，苏轼仕途上最重大的一次打击，无情地发生了。

按惯例，任职湖州太守，苏轼要上谢恩表。“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是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的原话，这谢上表要在朝廷的公报原文刊发的。当时官员，谁不知“新进”“生事”两词的特殊含义。此表讽刺谁、嘲笑谁，明眼人一看便知。在王安石变法旗帜下飙升起来的御史舒亶、李定之徒，便向苏轼发动进攻。

舒亶搜寻苏轼反对青苗贷款的几首诗，并附上诗集。李定罗列四条理由，说苏轼非礼朝廷，当诛。呈请神宗皇帝同意，派官员将在湖州任上的苏轼，抓回京师审问，乌台诗案发生(宋代御史台官衙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筑巢，故御史台又雅称乌台。苏轼因诗获罪关入御史台监狱，所以此案美其名曰乌台诗案)。

大诗人苏轼现今羁押在监，由长子迈给父送饭。父亲对儿子说，平时送蔬菜和肉。如有重大坏消息发生，则送鱼。言下之意，鱼表示掉脑袋之死刑。一次，迈外出筹钱，将送饭一事委托朋友。这位朋友当然不知他们父子间的约定，出于对大文豪之崇拜和尊敬，送了熏鱼。苏轼一看，便知事已无可挽回。当即给子由作两首诀别诗，交代后事。说今生兄弟之情未已，愿来世再做弟兄，并希望子由照看自己的家人。同时，表达对不起皇帝的眷顾，自己错了。

就在苏轼命悬一线之际，病危的太皇太后曹氏对孙子神宗皇帝说：“苏轼昆仲考中进士那一天，先帝说他为子孙选了两位宰相之才。如今，他因小人诽谤入狱，你不能冤枉好人。”

时任宰相、王安石亲家吴充进言神宗：“魏武尚容祢衡，圣上不纳苏轼也？”

赋闲金陵家中的前宰相王安石也上书皇上：“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

其实，神宗只想惩戒一下对新法有怨尤的苏轼，以便将变法进行到底，内心并无杀苏轼之意。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将苏轼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并无权签署公文。这个结果，令舒、李大失所望。

除夕，在监狱呆了四个多月的苏轼，走出监狱，重见阳光。

苏轼的黄州时光，并不是暗无天日。相反，大诗人过得挺悠闲。悠闲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晃，神宗抛下他不舍的江山和为之打拼的变法改制，走了。继位的哲宗，年龄太小，祖母高太后摄政。

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司马光回朝做宰相，旧党人物得势，新党成员遭贬。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苏东坡不完全赞同。比如免役法，东坡认为应当继续执行。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金陵。斯时，朝廷正矫其失，革其弊。病床上的司马光担心有人乘机诋毁，建议朝廷优加厚礼。

可见，王安石、司马光虽政见不同，但都是君子。他们心中，装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恩怨。

苏东坡回朝，短短八个月，官升三级，由第七级而跃至第四级的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位置显赫，苏东坡拟的第一道圣旨，就是褫夺李定的官职，让他依礼为母守丧。第二道圣旨是斥逐吕惠卿。在东坡眼里，吕惠卿依靠王安石迅速爬升，后又出卖王安石，这等投机分子，就是小人。

不久，苏轼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正三品官员。这期间，苏轼还任一特殊职务--侍读，给皇帝授课，也就是哲宗的老师。这个学生，长大后把老师逐往天涯海角。

可以说苏轼迅速得宠，这一切，归功于哲宗的祖母--高太后的信任和提携。

元祐年间，无疑是旧党人物上了天，但并不意味着党争停止了。终北宋一朝，党争伴随这个帝国灭于金人之手。

不仅新旧两党相互倾轧，旧党之间也纷争不断。旧党分蜀党、朔党、洛党，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王岩叟为首，洛党以程颐为首。苏轼对文艺的钟爱，加之对政治的超脱，让他自认为超俗，没有党派。但他的政敌可不这样认为。朋党相互攻讦，势同水火。甚至为一件小事，也能干一仗。

司马光病故，事有凑巧，那天，正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斋戒之日。太庙大典之后，苏轼率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到故相国府吊祭。

理学家程颐拦阻道：“你们没读过《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句话，对于那时的读书人，可谓说得很重。类似于骂现代人为文盲一样。

苏轼当即回敬说：“《论语》上并没有说于是日歌，则不哭。”

一行人来到府上，不见司马光儿子出迎。一问，方知也被程颐依古礼禁止了。

苏轼顿时失去理智：“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

众人大笑，程颐羞得面红耳赤。

苏轼逞一时口舌之快，与呆板的理学家干上了。这可不是开罪程颐一人，而是和这一派结上了梁子。

公余，苏东坡组织或参与一个又一个社团活动。最有名的，当属西园雅集了。当时的十六位文艺大咖，都聚会于驸马王诜庭园中。李公麟作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李公麟、米芾，还有苏子由、苏门四学士。苏东坡作书，王诜在近处观看，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秦观忘我地听人弹琴……

程颐的门人贾易，还有很多宵小之辈，上表弹劾苏轼，因为高太后压着，不予理睬。元祐八年(1093年)秋天，随着高太后去世，苏轼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哲宗亲政，许是压抑太久，他祖母任用的那一帮人，几乎全弃，新政又开始登场了。

章惇为相，首先拿苏轼开刀。现原文摘录罢黜苏轼的圣旨：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这道圣旨，说判了东坡死刑都不为过。如果把它译成老百姓俚俗的大白话，可这样表述：你苏轼骂我(哲宗)无所谓，你竟然骂我老汉(神宗)。你离间我父子恩情，哪有做臣子的一点仁义!……你苏轼妖言惑众，恃才逞辩颠倒黑白。这罪是你自找的，你怨恨谁呢？

苏东坡是贬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但东坡很快适应了南方生活，并且和当地士僧成了朋友。感觉贬谪生活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恐怖，东坡的诗兴又忍不住了：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纵笔》迅疾传入朝廷，章惇读后，自言自语，你苏轼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哟。于是将东坡贬往更遥远的儋州。

这个章惇，元人编修的《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这个评价，不公。乌台诗案闹得正凶时，宰相王珪诬苏轼有谋反之心，并找出诗句“世间唯有蜇龙知”为证。神宗大惊。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进言：“龙者，并非人君专指，臣子也可自比为龙，诸葛就自称卧龙。”关键之时，章惇之语，对营救苏轼起了不小的作用。再看另一件事。哲宗二十四岁时，忽然病逝。向太后欲立赵佶，章惇说端王轻佻不可立。北宋亡于徽宗钦宗父子，事实证明，章惇看得准。遗憾的是，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

从章惇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简单的好坏，直观的忠奸，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向太后摄政，暮年东坡好运来了，遇赦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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