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拓展了篆刻艺术的新世界

滨州市篆刻家李荣川先生近日为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暨《周恩来与杨柳雪》一书问世而治印，中共文献研究会同时收藏了他所刻的6方周恩来总理各个不同时期的肖像印。

□雪松

李荣川先生对于人物肖像印的探索，已有多年的追求，下过艰苦的基本功夫，积累了丰富的篆刻创作经验。首先，肖像治印不同于文字篆刻，文字篆刻讲究的是文字条线的形质、形态、空间分布所带来的对于风格的意会和理解，它所传达的美感经验有体悟性质，刀法的种类少而凝练。而人物肖像石刻则首先要求篆刻家对人物的五官及表情特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所有繁杂的刀法，都必须紧紧围绕具象而准确地呈现出这些特点而加以不拘一格的运用。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荣川先生不仅在石面上下足了功夫，更重要的是，他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审视人、研究人上。每有刻事，他首先要阅读、研究被表现者的人生阅历、性格特点、乃至人生情感，研究如何在准确呈现肖像特征的基础上，将被表现者的精神世界刻画出来，只有这样，作品才能骨肉丰满，才能具有艺术感染力。

其作品逐渐刊出后引起了震动，被誉为“难得的佳作”，刻者必须兼通绘画基础和篆刻技法才可臻此佳境。而提炼被表现者的精神特征，有时他宁可“遗貌取神”，并将之在方寸间准确地加以表现，考验的不仅是荣川先生的技艺，更关乎他的悟性，而悟性指涉的是天赋，是修养、阅历和生命感觉，在这些方面，荣川先生无疑是出色的。

就一般形态而言，人物肖像篆刻就是在石头上用刻刀画画，但具体分析这种画画的表现方式，其中则别有境地。与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画迥异，用锋利的钢刀在坚硬的石头画画，其挥洒自如、心手合一的程度，远不及以柔软的毛笔和宣纸。况且，刻家还要使人物的形与神在方寸之间达到完美自然的统一，其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充分调动点与线、光与影的表现力，荣川先生在驯服他手中那把不听使唤的刻刀中，走过了数十载春秋，刻刀在石头上行走所发出的尖锐的声音，仿佛是在镌刻岁月深情的唱片——热爱之音、耕耘之声，以铁和石的冲与撞、切与分，演绎着荣川先生的艺术生涯。有观者评价，荣川先生的人物肖像印，运用了木版画的技法去处理光影关系，线条的韵味也有木刻的性质。这种描述基本靠谱，但我还要说，在石头上刻肖像，仍然不同于木刻——材料性质的不同自不必说，木刻的幅面一般相对宽松，在木材上呈现人物表情的手段也相对丰富，而在坚硬的石头上去表现，情况就要危险得多：一是石头的质地硬而脆，没有弹性，容易崩坏，刻刀驾驶点线时必须精准到位。二是石面小而局促，刻家用武之地窄仄，有时单线条要同时具备复合线条的功能，一刀下去，境界要么全出，要么被遮蔽，较少回旋的余地。因此，在表现人物典型特征时，要保持金石的本性，又要创新刀法，刻家必须具有高度提炼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荣川先生的人物肖像石刻，具有全新的技法探索层面的意义，他为篆刻艺术贡献了新品种。

荣川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思维活跃，性格开朗。早年在部队服役十一载，曾供职于陆军第二〇一师政治部电影队、俱乐部、文化科、宣传科等单位，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利用工余时间经营金石篆刻三十多年，先后治印千余方，近年来，在深入研究人物肖像印的同时，他还将故事性、戏剧性因素以及汉字引伸出的意境融入石刻中，足见其创新意识的活跃和方寸之间的抱负。

作为石刻艺术的探索者，荣川先生知难而进，用自己的刻苦用心，抒写出了石上追人生、方寸得风流的创作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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