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人生最艰难时,幸遇“老部长”钟音的。是他的关怀和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让我走上了文学写作道路。
遭遇人生坎坷
1958年3月初,我从阜阳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淮南市第二小学实习。因在“双反运动”中给学校负责人提意见,受到冤案迫害,被判刑七年,入狱四年又十个月后,不明不白地发给一张油印的“提前释放通知书”,从此流落社会,下放农村挖沟种地,在窑厂打坯烧砖,在社办拖拉机站开过车床、刨床,在机械厂当过钳工、修理工,在建筑队干泥瓦匠……到处流浪飘零,搬过无数次家,一辆架车子,从淮南拉到蒙城、亳县、界首、阜阳和十几个集镇,带着妻子儿女四处谋生。同社会底层的苦力一样赤膊劳动,一样抽劣质香烟、喝红芋干酒;但我比别人多了一样嗜好,就是在当时每天八毛钱工资的清况下,尽量地读书、买书,坚持我的文学爱好和对知识的追求。在那风雨如盘的岁月里,这个“文学梦”,伴我渡过了贫寒、饥饿、困窘。
1963年我脱出囹圄,户口从淮南发配回老家蒙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蒙城县梆剧团编剧李东山先生。他鼓励我在挥瓦刀的业余时间,不要忘记学习和练笔。他带我搜集整理民间传说故事,参与编写剧本,特别在1964年指导我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数九寒天荡春风》,被《人民日报》发表后,当时虽不能署上实名,却鼓舞了我的文学创作信心。
幸遇钟音老部长
1982年,李东山先生根据我试写的一篇评论,建议我选定主攻文学评论和文史研究的写作方向。那一年,我连续在上海《文学报》和北京《作品与争鸣》上发表了三篇文学评论。李东山便介绍我到阜阳,认识了时任阜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地区文联主席的“老部长”钟音。我如实向他坦述了自己的复杂经历、无职无业的现状以及曾经被判过刑的情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老部长”钟音不但没有歧视我,反而亲切地鼓励我、关心我、帮助我。当时,他就批准我参加在涡阳举办的安徽省农村小说座谈会,介绍我认识了省内外许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还让我在会上发了言。
接着,“老部长”钟音拿着我发表的三篇评论文章,专门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陈硕峰和地委宣传部长施培毅,介绍了我的情况,提出阜阳地区缺少评论人员,要求把我安排到阜阳市文化局工作。他的推荐得到两位领导同志的支持,当天我就去文化局报名了。
1983年,“老部长”钟音带着我来到地委招待所,见到了著名作家、省作家协会主席陈登科,可能是之前就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陈老立即派我去蚌埠南山宾馆拜见作家萧马,让我在那里投入电影文学剧本《徐悲鸿》的评论写作。此后两年,陈老把我留在身边当“秘书”,陪他去苏北参加《盐阜大众》报创刊50周年活动,走访了陈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盐阜大众》记者,战斗生活过的苏北五县和十几个农村集镇,又让我以他秘书的身份赴北京、南京等地搜集史料,促使我在1992年编著出版了36万字的《中国·泥土中走出个陈登科》研究专集。后来,陈老告诉我由于历史问题没有结论,调不到合肥,只好让我又回到阜阳。
1984年,“老部长”钟音出面找到地区文化局领导,让我参加建国后第一次招收文化干部考试。因我年龄超过规定,遇到阻碍,“老部长”钟音和文化局的领导顶着压力,本着“择优”的理由,破格录取了我,使我成为一名正式文化干部。
1985年,“老部长”钟音趁安徽省作家协会在阜阳举办第四届淮河笔会之机,向陈登科主席陈述了阜阳文史研究状况,请他共同出面说服地委书记陈复东、行署专员李联四、阜阳市委书记杨景亮调我去筹建“阜阳市颍州文学院”。虽然有干扰和阻力,但文学院终于1986年建成,并把我调入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算是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后来,在“老部长”钟音和当时阜阳市(县级)领导的关心协调下,淮南市中级法院对我的冤案作出了“撤销原判、恢复干部身份,工龄计算自1958年3月始”的判决与平反结论。
前后十数年间,“老部长”钟音为了我这个他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跑上跑下,求助他的领导、同事甚至下属。为了我这个背着刑事处分的人,横遭非议,屡被谗谤,但他却从不让我知道,亦从无怨言。钟音说,只要你能写东西,多写东西,我就帮助你、支持你。
心存感恩不懈怠
这些年来,我先后在50种报刊发表了300余篇文学评论和文史研究文章,编著出版过四本专集,现正在写作《陈登科评传》和《苏东坡与颍州》。今年还获得安徽省作家协会颁发的“安徽省老作家文学贡献奖”。
尔今,我虽76岁高龄,但从不敢怠慢学习与写作,因为我觉得“老部长”钟音在看着我。在未来的时日里,我一定会遵循他的教导,像他那样活到老、写到老,多写东西,多出成果,努力报答他对我的恩德。
(作者系阜阳市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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