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重庆。鞭炮声、欢呼声、回家声…… 这一天的重庆，人们脸上是晴天！

受访者

朱光明，73岁

王西福，80岁

鞠天福，83岁

蒋万锡，83岁

重庆文史专家 杨耀健

资料来源

1945年8月至9月的《新华日报》

《重庆晨报》《南方周末》《环球》杂志

纪录片《重庆大轰炸》

书籍《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

感谢四川省档案馆提供馆藏《新华日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向全国广播演讲，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转眼，69个年头过去。

一切的表情、姿态、气味都已经烟消云散，就连亲历者也已经年事渐高，记忆模糊。但历史怎能被时光抹去？

我们通过采访亲历者、文史专家，查阅当年的新闻报道、档案，整理回忆录、相关书籍，力图还原1945年8月15日的东京与重庆，一个是战败国的首都，一个是战胜国的陪都，两座城市，城市的中枢，以及城市的人民。

由此，我们了解到，战败的东京如何酝酿一场风暴，而在风暴之下，日本平民怎样在痛苦和耻辱中感到解脱。我们了解到，胜利的重庆如何经历两次狂欢，而在狂欢过后，中国平民怎样在惶恐和不安中直面生存。

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东京和这样的重庆，这样复杂的、真实的、难以名状的历史。我们了解到，不管身在东京还是重庆，抑或是其他任何的城市和乡村，战争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灾难。我们了解到这样的真理在战争过后尤其生动———唯有长久的和平，才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

我们有责任传递和记录这样一种了解。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实习生 胡琴

“日本投降了！”

没有话比这更动人

更美丽！

这是艾青的诗句。69年前的今天，在重庆，这最动人最美丽的一句话，一直在人们嘴里被反复地吼着，叫着，宣泄着，哽咽着。

8月15日

这一天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的重庆，难得的晴天4岁的。朱光明在国府路上玩耍———就是如今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69年前和69年后，它都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段之一。1942年，朱家举家从湖北逃难而来，朱光明的父亲朱广欣在国府路上开了一家“朱广欣成衣铺”。

朱光明发现，几乎是突然之间，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美国记者白修德记录了那一刻的情景：“此时的重庆像往常一样，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日常生活……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胜利的消息。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给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

4岁的朱光明看到大人们都在抢号外，便撒腿跑回了家。他学着那些大人的样子，一边扔着帽子，一边大声告诉父亲：“日本投降了，安逸！”爸爸一把抱起他：“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此时，孤儿王西福正在离国府路不远的解放碑拉黄包车。他11岁，父母死于6年前的重庆大轰炸。解放碑的人们开始放鞭炮，有的鞭炮铺子的老板太开心，都不收钱。王西福把黄包车一扔，拿了免费的鞭炮在大街上放，还有人站在楼房的窗口放，上上下下，响作一团。

曾是卢作孚秘书的陈代六老先生回忆，“整个重庆市经营鞭炮的，没有哪家还有剩余的货，后来都没有了，放完了。”没有鞭炮的人，就敲脸盆，敲破了，就换一个敲。王西福放了两个小时的鞭炮，笑了两个小时，想起自己还没有赚够当天的钱，又继续拉车去了。

13岁的鞠天福那天正在重庆南岸的“中华中学”上课，学校的一位老师突然跑进来说：“日本投降了！”教室里炸开了锅，同学们开始欢呼、敲桌子、尖叫，“上课的老师都哭了，我还记得他是广东来的，我们都叫他牟（音）先生。”鞠天福说，他和同学们从学校跑到街上，街上已经水泄不通了，满街鞭炮声，不管认不认识的都抱在一起。

大街上数不清的跑动的孩子里，有一个叫蒋万锡。他听到街上人们都在欢呼，本地人在喊：“胜利了胜利了！”外地人就喊：“可以回家了！”他还记得当时街上有舞厅免费开放，欢迎大家进去跳舞，庆祝胜利。

舞厅哪里锁得住狂欢。电影明星张瑞芳和金山夫妇经过一家舞厅，见那里平静如常，张瑞芳便拉着金山跑上台，对着麦克风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已经投降，你们要跳舞就到外面跳吧！”金山看见老朋友赵丹在人群中，便一脸兴奋跑过去抱住他，两人连跳带舞地转起了圈。没想到转得太快，两人撞上路边店里的玻璃柜，将玻璃撞破，才赶紧叫了个轿子送医。

提前到来

的狂欢

事实上，这场狂欢几天前就开始了。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前苏联宣布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重庆开始慢慢被兴奋与喜悦点燃。

9日清早，“孙夫人得到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消息，马上打电话告诉史良先生兴奋消息”；几乎在同时，《新华日报》营业部的门口已经人头攒动；七点多的时候，黄家垭口一个报童身边挤了几十人。

下午，满街飞舞着各报的号外，《新华日报》定价二十元的号外，报贩在黑市卖到五十元，看报的人笑着说：“也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第二天下午5时35分，盟军总部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设在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向中方通报了这一消息。25分钟后，也就是下午6时，重庆一电台以中波频道，首先报道了日本乞降的消息。

《大公报》记者陈纪滢当时住在重庆崇文镇，他在回忆录里记下了自己在镇上一家小杂货店见到的场景：“那时收音机贵重罕见……不一会儿，商店门前，便被人群挤满，左三层右三层，有二三百人之多，引颈驻足，倾耳细听……我目睹若干上了年纪的听众，一边听，一边淌着眼泪，还有哭出声音来的……”

重庆城内，一个小时后，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傍晚的重庆，鞭炮声冲破了夜市的嘈杂，千千万万的市民挤到街头。在上清寺的十字路口，四面都是人群，八九个警察在这里指挥交通，车子还不能顺畅通过……几个孩子挽着几个美国士兵，大笑着走过人群，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

《新华日报》发表了几乎是语无伦次的社论：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是一片欢声，记者执笔中的斗室周围，是欢呼和爆竹混成一片的声音，男女老幼，他们跳跃、他们欢呼、他们鼓掌、他们说不出理由地狂呼大叫，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

当晚，号外价钱高到一百元一张。

《新蜀报》记者任浪萍正在发高烧，可是天天往“精神堡垒”（现在的解放碑）跑，在人肉的堡垒里被挤来挤去，最后写成一篇《像爆炸了的陪都几天来充满狂热》，洋洋数千言，仍意犹未尽，忍不住直抒胸臆：“咬牙苦干，撑到今天，焉得不掷笔狂笑？”

不过，在狂欢景象中，最让任浪萍刻骨铭心的一幕是：一位疯子老太太，横冲直撞地走来，摸着他的脸喊：“幺儿，你也回来了！”据旁人说，她的独子出征，老太太八年都在疯狂中度过。

回家，回家

8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述评《天亮了》：“无边的欢呼淹没了这一个山城，抗战了八年一月零三天的中国人民终于把这一天抗出来了，特别是重庆的同胞，他们有的是从北平逃难来的，有的是从上海来的，有的是从汉口和广州来的，有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香港，有的是因为去年的中原湘桂之战来自衡阳和桂林，有的已经是妻离子散，有的曾经上了前线而如今带着创伤流浪在重庆街头……”

如今，这些人急切地想着要回家。

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可是两天前的中午，在重庆的骄阳之下，两百多个男女老弱已在国府前列队请愿———他们手持小旗衣衫褴褛，没有钱回家。

各机关最忙的工作是赶造名册，准备迁移，接受敌伪物质。他们调查复员后各人志愿工作地点，“填写川黔境内各城市者，寥寥无几”。邮政局寄信的人拥挤不堪，个个抢着把家信寄回家。

民生路枣子岚垭摆摊子的日渐增多了，多半都是下江（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口音，许多写着“回乡大拍卖”，卖的多半是旧衣服、旧皮鞋、被单、暖水瓶等，好换几文路费回家。但买主很少。减价声中，民族路208号寰球鞋帽厂老板陈氏决定停业，连同存货皮鞋二百余双，预备不日迁回武汉。

重庆的缆车工程，原来准备在沿江两岸继续兴工开办，但胜利以来，重庆市人口势必大为减少，所以决定除嘉陵江码头一处仍准备兴建外，其余各处一概停止。美军总部决定迁沪，重庆的工业主大感恐慌。

抗战期间，工厂大批挪到内地，许多妇女涌到工厂里去找生活，现在她们不安起来：想跟着厂走，又丢不开家；不跟厂走，又怕失业。在和平路的雇工介绍所门口，一大堆等人雇佣的女佣越聚越多，她们说下江人一走，我们的活路便毫无希望了。

《新华日报》说：“复员声中，重庆好像已被遗忘。”

15日过后，重庆街头乞丐突然增加，不管大街小巷还是闹市，都会看见伸着的污黑而畏怯的手。他们大多是难民和重病的士兵。重庆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向五百多个荣誉军人发出参加胜利大游行的通知。可是，为抗战失去胳膊、腿、眼睛甚至生命的军人，又岂止500位？

胜利了，对于征属（抗战军人家属）来说，就是战争结束了，征属优待金突然没有了。只有借高利贷，一人吃几顿稀饭，买不到平价米，只有吃黑市米，“每天好像在吃钱一样”。至于将来能不能还得起，只有不管它。抗战期间，有些女人因为生活实在无法过下去，不得已就嫁了人。现在自己的丈夫要回来了，她们笑不出来。

“欢迎胜利”

大减价

几乎就在原子弹落入长崎的同一刻，敏感的商人心里已经开始蒙上阴影。9日，已经有着急的人在打算抛出货了，情势急转得太快，金融市场还看不清全局，美钞涨落不定。

战争结束后，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和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状态，这叫复员。而复员，给重庆这个战时陪都带来困扰：金融秩序的混乱，经济与市场的萧条，人心的惶惶。

在欢乐的气氛里金融狂潮来了，险些挤倒六家银行。其后几天，重庆市场波动甚烈，黄金大跌，百货下跌至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到8月13日，街头巷尾市民的谈话内容从“投降啦投降啦”变成了“敌人何时答复接受投降条件”，有惶惶不可终日之势。15日以后，胜利的消息确切了。手持大捆现钞或支票的人涌上街头，各商业银行付款处拥挤不堪，黄金再次大跌，往拍卖行送东西的日益增多了。

短短几天时间，重庆的街头变了样。

百货店皮革店，无不挂起大减价的标志，照本八折，已是最普通的折扣，有的甚至“六折”“对折”。老板和伙计们站在“欢迎胜利”的布标之下，睁着眼睛等候顾客，但许多店铺门可罗雀。林森路已有百货店因亏空过巨而倒闭。一位商店伙计说，吃的东西仍在涨价，我们不顾血本贱卖，而收入不够开销，这样下去，恐怕有不少店家是维持不长久的。

商人们的愁眉苦脸，正和工业家的走投无路同样狼狈。几天来，许多迁川工厂的老板们，眼看着生产没有出路，暂时维持苟延残喘已不可能。不少工厂已经停工，这一来又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生计，失业的威胁越来越普遍。

到19日，黄金继续下跌。民族路一家饮食店经理，因黄金而发了疯。“胜利声中，市上有两多：结婚多，自杀多。”

在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只有大餐馆在走运，整天都是满座，满脑子发横财的野心家，正利用大餐馆作活动舞台。

官方庆祝胜利的大会尚未举行，街头借胜利为名的“大减价”和庆祝所用的牌坊彩灯交杂在一起。在这街景之下，令人印象深刻到无法抹去的是那“欢迎胜利”的布标下，小店主们凄惶的脸色。

洪水中的

庆祝胜利大会

与此同时，重庆还在经历着一场大洪水。

8月15日，在整版的胜利消息当中，《新华日报》也在一个角落里报道了水灾的情况：“江水较前日略退，望龙门缆车因水尚未退尽，昨日仍停驶。百货仍有跌价趋势，唯食米因江水大涨，运输困难，始终未见跌价。”十日之后，鼠疫、霍乱蔓延。不过，重庆市庆祝胜利大会各项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庆祝大会预备在较场口及都邮街、精神堡垒各搭彩牌坊二座，规模很宏大……将举行空前盛大的火炬游行，队伍出发时，电力公司、兵工厂、汽轮及一切公私工厂的汽笛，都将鸣响胜利呼声，教堂鸣钟，军舰炮队高射炮队鸣炮，飞机在天空投掷照明弹，散发传单，探照灯高射V字。”

市民们等得“不胜焦急”，有人说：“再不庆祝，过几天汤也冷了，饭也凉了，还有什么味道。”街头庆祝胜利的牌坊一天一天地多起来，而人们欢呼鼓舞的情绪，却一天天地减少了。由邻水逃水灾来渝的难民，在街头扶老携幼，向人乞钱。到八月底，街上颇费匠心的松枝牌坊，松枝儿已枯落了。

9月1日，江水再度暴涨。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3日，“陪都各界胜利大会”正式召开，一连三天。胜利声中火灾时起，4日下午6时半，国民政府大门电线走火，燃烧，幸好很快被扑灭。到了9月8、9日，距最早的民间狂欢有一个月了，陪都各界庆祝胜利的节目仍在持续：招待盟军舞会，招待盟友晚会……那时，大街上庆祝胜利的牌坊已经撤销，穷人家的孩子拿着竹筐，收拾松枝，准备拿回家当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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