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复出不奇怪 奇怪的是公私颠倒

□ 徐琼 成都商报评论员

核心

提示

如果说官员复出不奇怪，但“公私颠倒”的复出让人不解：生活作风问题让人身败名裂、永久退场，身负恶性灾难性事件反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到底是问责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某些官员的政治伦理、人生耻感出了偏差？

“6年来85名免职官员逾三成复出”的消息，再次刺激了对突发灾难性事件记忆犹新的公众。近日，媒体梳理2008年以来52起轰动一时的官员免职案例，发现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半数复出，而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的16起案件27名官员全部杳无音讯。

对官员复出，在“组织部门”看来，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依据，毕竟要“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涉事官员多年富力强，“培养人才不易”，《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免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者，“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正因此，相关部门回应往往理直气壮，“按组织程序基本合规”。

但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看上去没问题的官员复出却大有问题。它提醒我们一些突发事件问责过程不透明、无规则的后患无穷：官员先被“雷霆”式问责，然后“闪电”式复出，一下一上、一沉一浮，全无解释，这难免留下“暂避风头”“带薪休假”的印象。问题官员的任免成了官场“快闪”，不仅消减问责的威慑力，更损耗问责制的公信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比较因公共安全事件仓惶下台官员与因生活作风问题蒙羞离场官员，同样的“死法”，不一样的活路，暴露出官场政治伦理的扭曲与反常。

突发事件带给社会创痛之巨。涉及数万儿童受害者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致277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11·15"上海胶州路大火……恶性突发事件几乎都涉及大量民众伤亡，除直接肇事者与玩忽职守者，守土一方、分管有责的领导干部亦是问责对象。

官员问责分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四个层面，事发地的领导干部，即使没有直接责任，政治与道义上的责任在所难免。放在成熟的现代政治体系下，官员因恶性事件下台，基本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断无东山再起可能。突发灾难性事件对于领导干部的从政能力、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与声誉构成毁灭性打击。受害者、亲属与民众不会原谅，他也很难再得到公众信任。

可以说，突发事件涉及领导干部的“公德”，而生活作风问题如果不涉及滥用权力，反倒只是官员的“私德”。看看那些因生活作风出事的官员，包括2010年至2012年之间发生的网上“裸聊”、微博调情、包养姐妹等丑闻，还有最近两年发生的重庆不雅视频、上海法官嫖娼案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然都未被追究法律责任，似乎表明生活作风“败坏”并不完全等同于败坏公共利益。

如果说官员复出不奇怪，但“公私颠倒”的复出让人不解：生活作风问题让人身败名裂、永久退场，身负恶性灾难性事件反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到底是问责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某些官员的政治伦理、人生耻感出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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