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中的三六九等是怎么来的

□曾茜 成都

湖北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出台《尧治河村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对领导（村“两委”班子成员）家庭、干部（企业中层副职以上干部）家庭及普通家庭的烟酒价格，依职位高低和收入多少，作出不同的强制规定。

能成为新闻的这条村规，其不同寻常之处，应是既不按法律出牌，也不依常识行事。问题显而易见：以村规名义出台的强制性规定，能否轻易限制普通人的消费自由，包括领导干部非职务行为的消费自由，这是违反法律、侵害人权的问题；而以鼓励节俭风气的村规，何以要在村民中按职位高低和收入多少分出三六九等，穷人难道就不能偶尔花自己的钱“洒脱”一下，这是违背常识、悖逆人性的问题。

中央连番出台的各项禁令，意在限制公务员队伍的公款浪费；而村规的走形，与最基层行政单位公务人员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可恰恰是这些粗浅的“笨拙”，将个别地方、个别部门中歪曲理解、变味执行的行为夸张地表现于人前。

尧治河村的这一村规，就像是一个对当下社会的黑色讽喻。比尧治河村更甚者绝非仅有，或许因为他们更“聪明”，更懂政策和法律，更会打擦边球和钻政策漏洞，而被巧妙地隐蔽起来。才导致另一不争现实：公开的公款吃喝受到扼制，但隐秘的公款吃喝，或许已经转移到更小范围更高规格的方向了。

公款吃喝的根本问题，在于阻断公权力对财务不受监督不被公开的掌控。但时至今日，但凡涉及行政财务公开、财产公示等核心问题，依然阻力重重。不敢对自己动刀的部门，才有转而拿“私权”开涮的动机，婚丧嫁娶皆在其列，受害的，也包括领导干部，无人幸免。

村规情形分三六九等，足见那种领导干部之于普通人的天然优越感深入骨髓，这也是阻碍上述改革的根本原因。不可否认，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很多社会上的精英人士加入公务队伍。但随着改革深化，当初吸引他们进入的灰色利益空间被不断逼仄。自视精英的他们当然对这种消除“优势”的改革存在抵触。可是，社会大势难逆，真正的精英价值，非但要有强于普通人的社会及历史责任感，更要习惯在“平等守法”的基础上，凭实力较出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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