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蝉清绝 只身入蜀埋金沙 回首故乡在中原

玉牌局部图。

玉蝉正面图。玉牌的纹样上，栩栩如生地刻画着三对飞翅。

玉牌局部图。

商周古蜀动物装饰刃玉璋。

王仁湘比对的三星堆琥珀。

王仁湘比对的金沙金箔。

古老的文明，偏爱石头。作为“石之美者”，玉石更以“玉魂国魄”之名，在神州大地上，如满天星斗般分布，相互交融。

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商朝，“玉流四极”之景便在成都平原掀开——古蜀人以包容的心态，吸纳了中原玉的造型，又将本土信仰绘入，向着越南、泰国传播。繁盛的“玉语”交流期间，一块灰白玉牌来到金沙遗址区域，它迥然于其他金沙玉的颜貌、并不明确的刻纹图案，为后世留下谜团。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发现，玉器线条匀齐流畅，构图严谨美观，即便在商周，也应为当时期的玉工作品。而玉器上出现的减地阳刻线条、对称双卷云纹，则拨开了云雾，将它的“身世”揭露：这是一“只”从中原翩然而来的玉蝉。

蝉/独鸣

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

小玉牌的谜团 刻纹究竟为何物？

临江之畔,璞石无光,千年磨砺,温润有方。

集山川之精，质密坚硬，却润泽以温，玉的奇妙予人美好之感，吸引着人们相继追逐。

21世纪初，随着金沙遗址惊艳面世，两千多块玉器穿越了四五千年的时光，带着七彩斑斓的沁色，来到现代社会。部分行家视金沙玉器为“神玉”，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的眼中，它们色泽艳丽、光泽细腻，制作精致，技法先进成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玉器自然之美、坚毅之美和细润之美。

这些古色古香的美玉以己写史，不仅书写了新石器时代“以玉事神”的传统，还描绘出商周时期“以玉载礼”的新风尚。众多吸睛的金沙玉器中，一件并不十分出名的玉牌吸引了著名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的目光。

这件玉牌常常出现在各个展览上，《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一书描述其容貌道，长5.5厘米，厚0.46厘米，为灰白玉质，“受埋藏环境影响，器内外有大量黑色、白色沁斑。器呈圆角方形，器一面以阳线技法雕刻出一变形昆虫类动物纹样，刻纹线条极其流畅，加工工艺十分精湛”。

在各类资料中，玉牌以不同的名字出现：“阳刻变形纹昆虫玉饰牌”、“金沙昆虫纹玉片”、“阳刻昆虫类动物纹玉片”……一直以来，它身上的纹样令人琢磨不透，到底是什么样的昆虫？不曾有过确凿的说法。

三对翅的寓意 刻画着神虫的玉

望着小玉件，王仁湘不禁感慨，“玉器的刻线匀齐流畅，构图严谨美观，体现了非常高超细致的琢玉水准，即便在商周，也是不多见的玉工作品。”

端赏其精美之余，他更被一种未知牵引。长期的专业思考，形成了一种惯性，领着他问出一连串问题：玉器上刻画的到底是什么？它的雕刻技法有什么特点？它是神虫还是自然界中的虫？古蜀文化中，这昆虫象征着什么？它是否有古蜀文化与外界联系的痕迹？

谜团萦绕，他饶有兴趣地考究起来。

翅膀，是昆虫刻画中最能展现其神韵的部位。玉牌的纹样上，栩栩如生地刻画着三对飞翅，呈现出一幅欲飞上天的动感。自然界中，会飞的动物非鸟即虫，由于鸟儿只有一对翅膀，王仁湘认为，这个三对翅的家伙的确是昆虫。

一般而言，昆虫都是两对翅膀，什么样的虫子长三对翅膀呢？王仁湘说，在神话中，大天使至少有三对翅膀，这只三对翅的小虫，当为一种虫神或神虫。不仅如此，这昆虫的额顶刻画有一个菱形纹，这可是商周时代龙虎之类的兽面纹上常见的图形，是神性的重要标志。此外，有许多的证据表明，这昆虫在商周时代还是与神龙、神凤、神虎共舞的主，若是没有神性，它自然没有那样的资格和境遇。

借力五件文物“蝉形”浮出水面

既是神虫，这玉雕神虫是虚构出来，还是与自然界关联的生物？王仁湘将视线集中到了其背部中间，越看越熟悉，一张张文物画片在他脑海里回放。

他回忆起一件同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它的器身两边分别刻有两组人面纹。仔细对比，他发现，玉璋的人面纹与玉牌的纹饰很相近。

“它到底代表啥？”同样有关联还有，金沙出土的一件“网红”金箔，它在《从三星堆到金沙》展览图录中被称为“金神面”。这件金箔外形为镂雕的心形，上端左右是对称的卷云纹，下端为尖弧形，被认为是人形神面。再与人面纹玉璋比较，“同样类似。”

接着“登场”的是一件来自三星堆的琥珀。找到发掘报告，其中描述，“略呈心形，上端残缺，中有穿孔贯通，应当是一件坠饰。”“类似啊！”王仁湘“脑洞”越开越大，陆续联系起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方罍。

这五件出自巴蜀的文物，都展现了一个接近的图案——心形外廓，带对称的双卷云纹。这样特别的图案是借何种生物为形呢？王仁湘查阅资料发现，《金沙玉器》曾对上述他对比的玉璋中的人面纹饰进行过描述，“这种人面纹曾见于三星堆遗址中，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残玉璋上也以镂空技法，表现出了相同的图案。这种纹饰也常装饰于中原地区青铜礼器上，通常被称为蝉纹。”

文末的“蝉纹”提供了一种指向，继续查找，他又在“网红”金箔的资料中，找到了同样的猜测，“两面阴刻纹饰，一面为蝉背纹，一面为蝉腹纹。”

“它显然是古代艺术家提炼出来的一个符号，当是蝉符。”随着王仁湘逐步厘清五件文物的图案来源，金沙玉雕神虫的原型也终于云开雾散般地清晰了：它确与自然界中的蝉关联，也即是俗称的“知了”。至此，重要的问题解决了。

蝉/回首

薄暮寒蝉三两声，回头故乡千万里。

阳刻技法的暗示

蝉由外地翩翩而来

将一只蝉虫看得如此重，将它艺术化后，再仔细雕琢在贵重的玉料上，这样的“蝉意”令王仁湘思索，其匠心的背后，一定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撑。这是一种怎样的信仰？埋藏于文化交融繁盛的成都金沙，这只清雅绝尘的玉蝉，到底是巴蜀的本土“特产”，还是外来物？

事实上，由蝉产生出信仰，并非是古蜀人的独创。如何判断它的“出生地”？现有资料中，玉牌的纹饰存在着“阳刻”和“阴线浅刻”两种说法。仔细对比实物和图片，王仁湘判断，这是史前即已出现的减地阳刻。

对此，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曾考证认为，玉牌正是运用了浅浮雕，在玉器的表面磨出凸起的纹饰。当时人先用阳线刻划了一个动物纹样，再将阳线下的底子修磨得平整光滑，使阳线自然凸起。

在金沙遗址中发掘而出，玉牌上的阳刻技法，与其他出土玉牌“兄弟”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它是唯一一块带着阳刻痕迹的玉牌。不仅如此，在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也基本没有见到阳刻玉件。据此，王仁湘认为，这应当不是金沙人的作品，甚至原本并不属于古蜀文化，应当是外来的输入品。

双卷云纹的启迪

玉蝉老家原来在中原

在仰慕“蝉”的路上，古蜀文化并非独身影只，其前有先行者，后有来者。江汉地区的史前石家河人，已经开始批量雕琢玉蝉。石家河文化玉蝉多为扁平形，造型抽象，但有的制作极精。在南方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中，蝉纹线索也有发现，其中，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长条形青铜大刀，长67.9厘米，两面近脊处，分饰着11组首尾相接的蝉纹，“是很少有的发现。”

更多的发现是在中原及邻近区域，与三星堆和金沙古蜀时代大体相当的商周文化中，蝉也已经进入到信仰领域，蝉神化后与神龙神凤神虎共舞，在许多青铜器上都见到它的影子。蝉纹盛行商周之际，较多装饰在鼎足、爵流上。

王仁湘认为，从纹饰构图看，金沙玉雕蝉符更接近商代青铜器上的蝉纹，上部的双卷云纹如耳形，正是商代的特征。古蜀文化中的蝉纹，也与中原青铜文明高度一致。

如此看来，这“只”玉蝉的老家正是中原。

延续不绝的蝉

信仰寄情之物

蝉的形象很早就出现在玉器上，并且延续不绝。蝉，在古人心中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王仁湘考究认为，蝉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玉莹铜绿一知了，蝉与鸟关联，与人的关联，蝉的信仰在史前已经确立。

在古人的心目中，蝉是纯洁、清高、通灵的象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蝉，蜕于浊秽，以淳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出于泥土，食露而生，脱壳羽化，探究了蝉的特性后，古人认为蝉有至德，便比德于蝉，将其视为神物，加以崇拜。

当时光推移至唐朝，蝉，这个来历已久的信仰之物屡见于诗篇中。无论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清华人语；还是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患难人语；抑或“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的牢骚人语，都蕴含着以蝉寄情的内涵。

转而看今，蝉又似乎成为了夏的寓意，而蝉叫，又好似可以把一个新的七月，唱得如天籁般嘹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毛玉婷图由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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