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闲坐家中,手机微信传来的一则信息与几幅图片,牵住了我的目光。微信中,朋友一东说:“今天八旬老父送来自己在屋顶花园种的红苕。晚饭时蒸了几个,果然是香甜可口……”图片上的红苕,透着橙红的心盛在瓷碗中,很是诱人。
哦,那清甜的红苕!朋友晚餐桌上的这道美食,不单勾起了我的食欲,更撩起了我的记忆。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主食大米是每月定量供应,连定量也不能保证时,便只好“米不够,红苕凑”,按家庭粮折配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家5口人就配了上百斤红苕。瞅着堆在厨房里那小丘似的红苕堆,我心头发怵,家中主厨的外婆却神色坦然:“红苕也是粮食喔,随便啷个也要把它吃完噻!”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家几乎每天都少不了红苕上桌。诚然,红苕营养丰富,香甜可口,那焦家巷的“马红苕”就曾与“赖汤圆”“钟水饺”等同为老成都的名特小吃,但倘若天天把它当“饭”吃,也保不住会难为了胃口。
为了吃完那堆如小丘的红苕,而又不太难为家人的胃口,外婆因此总是难为自己。早晨,她会端上满满一小锅水煮红苕。全是经过挑选食指般长短的“咪儿”红苕,齐齐地浸泡在汤水里。有时又会是热腾腾的红苕稀饭,一碗下肚,肠胃暖,手脚也暖。若是紫皮白心的“板栗苕”,外婆的做法又不一样,往往是一劈两半,蒸熟。食之,口感确似板栗,甜中带沙。外婆有时亦会将煮熟的红苕捣烂成泥,和以少许面,煎炸成苕饼或苕粑。那时,家中的厨房还砌有一孔柴灶,烧柴做饭末了,外婆总要抓几个红苕煨在滚烫的炭火里。不一会儿,烤红苕那特有的焦香便袅袅飘出。晚餐稍微“讲究”些,因此外婆时常会做红苕汤:将红苕削皮后切成两三公分大小的方块,加水熬煮熟,放入葱花、淡盐、味精和少许猪油。味道就一个字,爽!
红苕不仅是全家人的主食,在那糖果糕点都要凭票的年代,我和弟弟还时不时把生红苕当作零食吃。外婆看不过了,便给我们炒苕片。仍旧是选用食指般长的“咪儿红苕”,将其切成薄片,不放油,在铁锅里干炒。只要拿捏好火候,炒出的苕片,甘甜酥香,嚼在嘴里“咔咔”响,不啻是口味别具的好零食。
就这样,在外婆煞费苦心的操持下,家中那堆如小丘的红苕一天天减少,全家人的胃口却没有“受伤”,欢欢喜喜吃完。
星移斗转。1986年春天,成都街头售卖烤红苕的摊子悄然多了起来,单位楼下那条长不过十余米的街沿上就摆了4家!摊贩们用三轮车载着一个硕大的泥炉,炉中的炭火烤得红苕阵阵喷香。那香气还不时从临街的窗户飘进办公室,使人难以淡定。摊贩们并不高声叫卖,却总有不少顾客寻香而至。诱惑之下,我与几位年轻的同事,亦不时“去精取粗”,让烤红苕代替白米饭充午餐。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的结果。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寻常百姓也吃得讲究起来,米要上等,面要精粉。“精”的吃多了,则难免营养失衡,于是乎,心甘情愿地掏钱买那“粗”的吃。而此时,一斤红苕竟要抵两斤米钱咧!
时光荏苒,一晃又是30年。没想到朋友家餐桌上的红苕,依然让我感慨良多——哦,那清甜的红苕,早已不是人们赖以糊口的粗食,已然成为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人们追求健康美好生活的见证,别具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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