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金银器窖藏文物宋代成都人的生活美学

龙纹夹层银杯

瓜形金盏

菊花金碗

凤鸟纹银执壶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它是13世纪地球上最富庶的国家，手工业发达的城镇经济，简约奢华的市民生活，在一场开始于公元1227年的战争中，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再也没有醉人的暖风、留恋的斜阳。它就是南宋。宋末元初，血雨腥风，成都也长期被困于战火之中。它所拥有的惊人财富，真的已经随战争彻底消失，无从寻找吗？面对战火劫掠，人们是如何处理心爱之物，给未来留存一丝希望？今天的人们，是否还有可能穿越800年的时空，窥见其中的细节呢？

1993年11月，彭州市西大街的一处基建工地上，出土了350件宋代金银器窖藏文物，震惊天下。这批金银器，保存完好，形制精美，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规模金银器窖藏，代表了宋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被誉为“天下金银第一窖”。尘封宝藏次第揭开，800年前中国人的精致艺术与生活美学，重现于世。

偶然发现的宝藏

就在许多职业寻宝者手持探测器，在所谓藏宝图的引导下，多方寻找而一无所获的时候，真正的巨大宝藏，却是由纯粹偶然的机缘而发现。

1993年11月，时令已是深秋，彭州市天彭镇，一条叫西大街的商业街改造工程正在施工中，西大街位于繁华的商业区，车水马龙，川流不息。11月5日这一天，基建工地一片忙碌，在地基挖到两米多深后，挖基坑的工作也接近尾声。眼看天色已晚，工作人员都准备收工。突然，一位施工人员发现在基坑底部的坑壁上有一块规整的石板，他叫来同伴，准备一起把石板撬回家。然而这一撬，却撬开了一个惊世秘密。

几位工人小心翼翼地把石板撬下来后才发现，在石板的下面还有一个大坑。借着黄昏昏暗的光线，他们眯缝着的眼睛看见大坑里堆满了各式各样黑乎乎的锅碗瓢盆。掏出几件仔细观察，发现竟然是金碗银杯。工人们当即意识到，他们在无意之间发现了文物。一夜之间，地下发现宝贝的消息传遍了彭州城，同时也吸引了国内文博界和考古界的目光。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谢涛等人迅速赶往现场，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谢涛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青砖砌成的地窖（长1.2米，宽0.8米，深0.9米），地窖上面覆盖了三块红砂石板。根据青砖的制作工艺及型制，估计这是一处宋代窖藏。当最后一块石板被挪开时，现场考古队员看见银色和金色的光芒从地窖中射出来，原来地下窖藏着满满一坑金器和银器！金银器表面还有明显用麻纱布包裹过的痕迹，但麻纱布早已灰飞烟灭。

经过清理，共出土文物350件，可以辨认器形的有343件。其中金器27件，银器316件。这些器物种类丰富，造型独特，纹饰精湛细腻，在成都地区发现尚属首次，国内也十分罕见。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中有115件为国家一级文物。谢涛兴奋地说，从它的数量、种类上，是目前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金银器窖藏。

在专家对这批金银器进行成分测定后发现：金器的含金量最高达到了94.36%，其余成分是银、铜、铁等，而银器的含银量最高达99%以上。在断代上，器物的器形和铭文给专家们提供了直接证据，有确切纪年的是一件菊花形金碗，上面有“绍熙改元”的年款，“绍熙改元”就是1190年。由此专家推断，彭州金银器的器物年代，其上限应该不会早于南宋绍熙，其下限不会晚于南宋末年。

代表宋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

这些距今已有近千年的金银器，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漫长的光阴里，在地上或有号角声起、铁马嘶鸣，或有市声呼啸、物欲横流，它们重现的这一刻，仍然散发着柔和的光亮，仿佛是和主人刚刚告别。

它们的主人是谁呢？

从这些金银器上的铭文看，它们显示绝大多数的器皿属于一个姓董的家族，而少量的器物属于一个姓齐的家族。至于董家和齐家这两个家族是何关系？是官场上的朋友，还是有姻亲关系的亲家？现在已无法弄清楚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宋代奢侈之风盛行，一般殷实的百姓之家也能有几件金银器，但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精美金银器，很显然，这是两个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财力的官宦或大户人家。

这批出土的金银器皿大多是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碗、盏、杯、碟、盘、瓶、盒、壶、钗、炉等，均按器物大小叠放于窖坑中，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当初它们一定是平常的，不过是用来盛盛菜、温温酒、装装银耳莲子羹，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它们却是如此的珍贵和稀少，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当艺术品珍视、鉴赏。这些金银器皿陈列出来，一个宋代彭州大户人家豪华奢侈的生活场面就被复原了。

在平常的日子里，各式各样制作精良的金银器皿装着美味佳肴，夫人小姐们围坐在一张古老的红木桌边，举起银筷、端起银碗，享受丰盛的一日三餐。丫鬟和仆人们在清洗完这些器皿后，会用棉纱布将它们揩拭得干干净净，然后小心地放置在碧纱厨里。

起风天凉的时候，仆人会捧着那个菊花金碗，给待字闺中的小姐送上一碗冰糖燕窝；那支空心的牡丹缠枝金钗，不知当时是插在董家小姐还是齐家夫人的发髻上？这一定是一个妻妾成群、香火旺盛的大户人家，因为一共有19支十足真金打造的金钗出土。仔细观赏那支金钗，似乎能闻到脂粉隐隐的暗香袭人。还有那把凤鸟纹银执壶，壶盖是凤鸟头形，勾喙如鹰，冠毛长飘，壶身通体錾刻凤鸟纹和缠枝纹，纹饰鎏金。这是工艺最为考究、制作最为精美的器皿之一，也是主人的心爱之物。当初家族的主人一定用它温过酒，款待过前来做客的贵宾。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宾主尽欢。这一种造型的壶在宋代金银器中为首次发现，其构思奇特、精美无比，宋代成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跃然于上。

“彭州金银器代表了宋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这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对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的评价。在这批稀世珍宝中，金银器上的铭记落款成为研究宋代工商业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在彭州350件金银器中，现在可辨别器物上有铭记的共有250多件，占这批金银器的七成，这在宋代窖藏中极为罕见。铭文中，“罗祖一郎”“汪家造十分”“寺街陈家”等制造工匠、制造商家、制造地的名款只出现在某一种或某一套器具上，表明当时的分工已经很细，一个作坊只打造一种或少数几种金银物品。更为重要的是，很多金银器上都标明了成色和重量，如“王家十分”“注子一付重叁拾壹两”等广告语，可见当时人们对质量和技术充满自信，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的群体增多，私营作坊和个体工匠发展的成熟。专家推断，在宋代的成都平原，金银器的制造已经非常先进，彭州作为古蜀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出现如此众多精美的金银器也在情理之中。

宋代四川经济高度发展

这些金银器皿同古蜀时期的礼仪性用品相比，更富于人间烟火味，与陶器、玉器等易碎器皿相比，更富于实用性。齐东方教授认为，这既说明当时金银产量的大增和金银器物制造的发达，金银器出现了民众化和商品化的倾向，又反映出社会物质生活的富裕。史料证明，南宋的财政收入，不仅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也远在后来的明清之上。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经过长期研究考证，四川地区的经济水平在宋代，特别在南宋，是十分突出的。“四川”一名的出现始于宋代，北宋前期，在四川设立了川峡四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进行管辖。成都府路的核心区域成都平原土沃民殷，物产丰富，经济最为发达。首先是人口繁盛，以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户数计，成都府路平均每平方公里多达20.8户，折合约百人，这样的人口密度在当时全国范围也是首屈一指的。其次是农业的发达，川峡四路是国内第二大粮食产地，朝廷还通过茶叶专卖制度，从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四川获得了巨额收入。再次是工商业的发达，蜀锦在宋代尤为知名，酿酒业、印刷业、采盐业等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成都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农村中的集市场镇也非常活跃。北宋仁宗年间，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成都的繁华与富庶，可见一斑。

所以，宋史和四川史研究专家贾大泉先生在对宋代四川经济各部门进行了具体考察和研究后指出：“宋代的四川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就文化史而言，宋代四川同样处在一个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宋高宗曾评价说：“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历史的天空中，那些灿若星辰的伟大名字：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史学家“二李”李焘、李心传，理学家张栻、魏了翁，数学家秦九韶……无不让今人感怀景仰。

宋代四川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决定了它在两宋王朝的重要地位。在南宋，四川的政治、军事地位则变得尤为突出。四川的稳定，对于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保有半壁河山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政治格局和战略形势瞬息万变，这一切变化，深刻影响并左右着包括成都当地庞大家族在内的芸芸众生。那么，在南宋时期，发生了什么难以控制的严重事件和无法预料的战略变化，促使主人不得不将这一批珍贵的财宝掩埋呢？

金银器埋藏千年之谜

诸多线索让专家思路逐渐清晰。在“绍熙改元”之后，彭州的确发生了足以令当地富豪仓促出走、埋藏珍宝的事变。那就是战争——一场开始于公元1227年，止于1279年的宋元之战。四川地区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战斗频繁、激烈，尤其是成都地区受害尤为惨烈。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统军50万，大举攻蜀。四川宋军虽作殊死抵抗，但寡不敌众，无力抵挡元军铁骑的攻击。这一年十月，阔端攻入成都，大肆烧杀抢掠，繁华的成都成为一片废墟。

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的场景：当元军一路南下，战火逼近成都时，彭州的董家和齐家这两个在当地享有声望的大户人家，料定成都迟早会沦陷，于是在一个月黑夜，秘密地将多年积聚的金银器埋藏好，只随身带着细软和金银货币逃难而去。他们梦想着，战争结束之后，再回来挖掘出这批宝藏。但是，他们走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1236年成都被元军攻破，就遭遇了屠城之祸，史称元军“屠成都，焚眉山，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川之人十丧七八矣。”(虞集《道园学古录》)还有许多人被元军俘虏到北方沦为奴隶，其余很大一部分逃难迁徙。成都府路人口锐减最为严重，战后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仅有32912户，相较于战前的1223年，降幅高达97%。经济的破坏也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终元一代，四川经济都远未恢复到宋代的水平。

文化的衰落和断裂也非常明显。四川士人在长期战乱中，或死于兵火，或流寓他乡，文脉几乎中绝。元代知名的儒士、文人中，一些被称为“蜀士”者，都是祖籍蜀地，宋末避乱流于东南的士人后裔，几乎找不出一位真正在元代四川生活和成长的人。写出“杏花春雨江南”名句的元代大文人虞集，正是一位祖籍四川仁寿的“蜀士”。甚至到了明代，除去杨升庵等个别人外，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四川名士也是凤毛麟角，与宋代相比，不免有隔世之感。

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人的生命微如蝼蚁，渺小异常。所幸的是，和平的阳光彻底驱散战争的梦魇，这一坑精美的窖藏也得以安安静静地长眠在地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数百年之后重见天日，绽放光华，让今人打开了通往南宋的一条诗意的秘径。透过历史的尘烟，去寻找历史真相。这，或许就是彭州金银器最迷人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陈蕙茹 彭州市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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