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奇才 实诚贤士 杨升庵人生瞻念

新都桂湖

新都桂湖升庵祠

杨升庵画像

杨升庵塑像

陶武先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十一岁能诗，二十四岁状元及第，三十七岁放逐滇云，流离三十余载，终老戍所。生前率解缙、徐渭合称“三才子”，“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①；身后齐名李、苏，“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②。一代鸿儒，满腹经纶，人品才学，备受尊崇。追瞻其一生，历尽沧桑,笃守方位，奋发于学博才宏，出彩于诚实贤明。

一、旷世才华，源自心力

“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③杨升庵才华横溢、学问渊博，堪称一代百科全书式鸿儒，家学渊源只是外因，勤奋求索才是内蕴。

洽闻博学精于勤。“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④其学问造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懈努力。在生之年，著述四百余种，流传至今一百七十四种，包罗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纵观成就之斐然，时人难企及，史上不多见。毕生专注锲而不舍，身处困境心无旁骛，乃集大成之因。少年即发奋。深受家风熏陶，启蒙时便“奋志诵读，不出户外”，勤学不辍，“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⑤。年未总角，便“于诸经古书，无所不通，子史百家音律之言，一阅辄不忘”⑥。孩提时，学拟《古战场文》，写出“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名句，广为传诵；学拟《过秦论》，切中肯綮，挥笔立就，被其祖父杨春夸为“吾家贾谊也”。垂髫之年，所赋《黄叶诗》轰动京城，被当朝大儒李东阳称为“吾小友也”，收为门生。人夸“神童”，自觉“愚钝”，天资聪颖而专注发奋，其不泯然众人，当非偶然。入仕尤好学。凭“学而优”步入仕途，更以勤勉问学蜚声同侪。身在机枢，手不释卷，“居常诵咏古人书，日探索三代以来旧所觌经史子集百氏之言”⑥，旁征博引、解惑释疑之能，当朝无出其右。任翰林院修撰时，“益专文事，三载考绩，同官韪之”⑥。为经筵讲官时，武宗读《文献通考》《秘书通考》，发现二书分别有“注张”“汪张”星名，下问钦天监、翰林院，皆莫衷一是，杨升庵历引《周礼》《史记》《汉书》，证明当作“汪张”，即柳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其博闻强识，显然功在持之以恒而治学严谨，不辞事务繁琐而用心好学。困厄亦专注。从朝臣到戍卒，从京师到边陲，漫长的流放生涯，困厄的环境遭遇，未能颓废其精神，进而坚韧其心志。困境之中，坚持“呕心苦志，摹文读经，延搜百氏，穷探古迹，凿石辨剥泐，破冢出遗忘”③，三十余年如一日，“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③。仕途不顺，转而矢志学问，终因才学卓越留名青史。博学则“有明一代，罕有其匹”⑦，文学则诗词曲文俱佳，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⑧“三百年来最上乘”⑨，其词堪称“当代词宗”⑩，《二十一史弹词》被世代传诵。虽然，获取资料渠道狭窄，博杂专精难以兼顾，其著述未免“瑕瑜互见，真伪互存”，但是，总体上应该无损“精华亦复不少”“有明一代，固铁中铮铮者也”⑧的客观评价。“所谓天才人物指的就是具有毅力的人、勤奋的人、入迷的人和忘我的人。”好学穷理、老而不倦，无论顺逆穷达，皆专注于事、锁定于业、精勤于志。其遗今财富，显然不止编纂的浩繁卷册。

问题导向崇于实。为“治天下”而“知天下”，学以致用解决问题，是杨升庵的一贯主张和实践。切齿学问空疏之士风。明代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局限，导致不少士子选择捷径，往往通过熟读一经，投机取巧博得功名。更有甚者，买来“坊刻”（八股文“范文”），改头换面去应试，“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对一些士子耽于“坊刻”之弊，其直言针砭：“士子专读时义，一题之文必有坊刻。稍换首尾，强半类同”“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深恶“空学”之人，深爱“实学”之士。任殿试掌卷官时，发现考生舒芬的策对试卷崇实尚用，但阁老梁储却将之列为第三，乃据理力争，终使列为第一，遂成“状元慧眼识状元”之佳话。谪戍后，“杨门七子”及密切往来之人，了无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躬行求实致用之作风。治学贵专，治世需博。治世之道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治学方略便突出广泛性、针对性，正是这一导向，促成了“博学洽闻”。特别是遭贬之后，更注重直面难题，逐一研究。为解决当地少数民族缺史籍的问题，主动从学习民族语言、了解民俗风情、考察河流山川入手，编纂《南诏野史》《南中志》《云南山川志》等。针对古书典籍中疑难错漏问题，著作《丹铅录》《谭苑醍醐》诸书，或予证解，或予纠补。发现注疏经学典籍需要先通字学的问题，着手研究《说文解字》、文字音义，开明清学者重视音韵学先河。“‘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其涉猎范围广泛、研究对象繁杂，单纯就学术角度而言，或有不够专一深入之嫌。然而，直面问题之“疑”，力求致用之“信”，不仅有助于学问，亦有益于世教。

实践探索敏于思。“独立性是天才的基本特征。”杨升庵主张躬身体验、独立思考，强调从实践获得真知、靠实践检验真知。倡导实践致知。其认为知识获得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躬阅”，依靠自身经历；二是“载籍”，依靠阅读书卷，因而自觉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相统一。儒学延至宋明，心学盛行，推崇“德性之知”“发明本心”，贬低“见闻之知”的书籍较多，向来嗜书的杨升庵自然大多涉猎。通过书籍和现实的类比，发现心学阔论高谈、避实就虚，既不利于济世，亦有欺民之害，因而极力主张儒学应“明明白白，平平正正”。特别是贬谪云南之后，得以更加广泛考察社会，发现所见的真实与所闻的“载籍”时有偏颇，进而探本溯源、辨伪存真，由此开启明清史学考信之端，成为考据学的先驱。注重眼见为实，强调“体之于身”，从而鲜明提出“闻不若见”“知不若行”的学识验证标准。“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诚然，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凡事皆以个人“见”“行”为真，或许片面，但贵知重行、知行合一的实践意义不可否认。注重理性思考。在博观群书、汲取前贤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更重视社会实践中的独立思索。虽自称是程朱之学的信奉者，但并不盲从，而是苦其心志，思他人所未思，发他人之未发，对“性即礼”“存理灭欲”、抑制“人欲”等观点，从是否合乎人之常情的角度，独立思考而别有见解。认为圣贤和百姓的本性兼有善恶，“上智不能无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鲜明提出“合性情论”，倡言“六欲皆得其宜”，成为明代摒弃程朱理学糟粕的旗手。据此，明后期李贽、王夫之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循情以定性”等观点，进一步摆脱宋明理学思想桎梏，启发了人文意识的觉醒。“学而不思则罔”。才学，仅属“术”的层次；思想，才是“道”的境界。其贵行重思，以行的实践促进思的升华，从渊博学问家向积极思想者进化的历程，无疑具有导向价值。

二、率真性情，发乎品格

性格影响甚而决定命运。或许，即便史上不发生“议大礼案”，杨升庵也难能仕途亨达，但注定流芳后世，可谓失之于率真性情，得之于方正品格。

实诚耿介乃忠贞。从来实诚之士，皆以进退得失为轻，以气节品格为重，言必由衷，行必守信。杨升庵不出例外。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于学术辨其真赝，于朋从分其凤鸷，于尚友师其峻特，于专务审其义命。”不愿左右逢源而虚与委蛇，不肯“内方外圆”而表里两端；仗义气而直言，秉性情而笃行，乃其风骨使然。明武宗不理朝政，上《丁丑封事》切谏无果，气愤之下，假托身体有病，自求罢官回乡。明世宗听信桂萼、张璁的主张并重用二人，为“议大礼”做准备，他义正辞严上疏“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暨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①，鲜明表达君子小人不并立、正论邪说不并行的坚决态度。受云南布政使之托编《云南通志》，一当地权贵与当朝宰辅张璁交往密切，以此胁迫并许以重金，请求曲笔溢美身世，其断然拒绝，直到被迫离开昆明也未妥协。居永昌卫，豪绅以珠玉珍宝换其字画不可得，而身在下层的村夫野老、歌女舞伎，不费毫厘之资，每每获得。横眉冷对所憎，俯首以交所爱，恶恶善善不发违心之言，甘于困顿不失率真之心。其为人为官，仕途受阻，遭“小人构陷”，也许正是因为过于耿介。而观其一生，以势利眼光评价，或算固执而不识时务，以品性标准衡量，应属从容而别有气节。抱守初心，立场恒定。杨升庵毕生正心而诚意，始终皆如一，纵使尴尬碰壁，也未明哲保身，决定了命运坎坷，演绎了精彩纷呈。嘉靖三年七月，与学士丰熙等再上《议大礼疏》，率众撼廷门哭谏，十日之内两次被廷杖，毙而复苏，直至被谪滇南。挨打也罢，遭贬也罢，不改忠君以义之初衷，并无事君以谀之嫌疑。前有其父杨廷和“常守三缄口，常怀一寸丹”“端做闲官，只守闲官”的谆谆告诫，后有“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的落落遭遇，皆是其平生不说违心话、不做昧心事、不掩饰本来品性的尚好注脚。不然，作为科举状元、宰辅之子、闺阁近臣，若遭挫折之后略能折中，稍肯逢迎，结局岂是老死边陲？谪戍三十五年间，无年无人甘冒杖责、下狱、流放甚至杀头之祸上书朝廷，请求宽宥其罪；辞世数百年后，其举止犹为人津津乐道，足以说明实诚耿介的品性，任何时代都不乏社会认同。

怜民扶弱方仁者。强者之强，时常体现于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和所有享誉后世的士大夫一样，杨升庵始终抱持仁者情怀，系心社会底层、关爱黎民百姓。爱民忧民。出身贵胄，却俯身民间，由己及人，体察民瘼，其爱民之情发自肺腑，更无装模作样之痕迹。作为文人士子，眼中不止风花雪月，而是目光向下，心怜弱者，其忧民之心更显真切，并无隔靴搔痒的敷衍。观其《海口行》《后海口行》《宝井篇》《滇池涸》等大量叙事诗，讽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之类劳民伤财、横征暴敛的苛政，直书“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唯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反映百姓即便遇到丰年也不得温饱的现实，呼吁轻徭薄赋、善政惠民，营造“亿兆歌舞如更生”的安居乐业社会环境。这些诗文脍炙民口、契合民意、深得民望，正缘于其自视黎庶一员，为黎庶发声。亲民惠民。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尽心竭力，为民请命，为民谋福，显见其“民本”之心。嘉靖元年，其奉世宗之命使蜀，代祭江渎神及蜀蕃诸陵寝，归朝所献《江祀记》写道“是知天咫，焉知民则？福在和民，和民在善政。善政则神依，失政则民罔依”。直言劝谏当政者应以惠民利民为重、祭神敬神为轻。贬谪之后，犹以戴罪之身，时常为民鼓呼解难。嘉靖二十五年，安宁州官欲加征州民盐牛税，与民争利，“公言于当道，得免。”嘉靖三十一年，云南巡抚拟征民丁，再次修浚海口，百姓深苦之，其深叹“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上《与巡抚赵剑门论修海口书》，谴责地方官借浚海之名谋利自肥，“浚海乃罢”。杨升庵殁，百姓自发为其塑像，供奉于多处祠堂庙宇。敬民者，民恒敬之；爱民者，民恒爱之；亲民者，民恒亲之。历史跨越数百年，其足迹所至处，仍多流传智斗权贵、愚弄劣绅而为民谋利的佳话，或许是对“为民做实事，远在功名利禄之上”情怀的公允评价。

胸怀豁达自乐观。智者不为行役，贤者不为时拘。从翰林修撰到边陲戍卒，巨大的人生落差，数十年羁旅生涯，杨升庵漂泊而不落魄，命舛而无牢骚，足见豁达、乐观的情怀。一生明辨是非，一时放下是非。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却又拿得起、放得下，彰显其胸怀雅量。放逐期间，潜心学问，“藏智若愚，敛辩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与人衔接，慷慨率真，评论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虚日”⑥。“议大礼”决定了人生历程的急转直下，但其是是非非，心头能迅速撇开，正如其诗所表“怨诽不学《离骚》侣，正葩仍为《风》《雅》仙。”如果为此耿耿，时怀屈子之牢骚、贾生之怨谤，岂能怡心山水、托兴酒边，着意文章、陶情词曲，功未立于庙堂，名却满于江湖。当然，放下一时争论，并未模糊历史评判。因为洞明“是非成败转头空”，才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因为深信“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才能“惯看秋月春风”，像一个旁观者面对一时是非，从而顺其是非验证时间，赢得释怀空间，找到超脱出路。心不混淆黑白，眼能容纳黑白。跳出非黑即白的窠臼、非此即彼的定式，内心守住“君子小人不并立”、泾渭分明的底线，眼光达到“以世眼观无真不俗，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黑白耦合的境界，彰显其见识厚重。三十余年背井离乡，却平和自号“滇南戍史”“逸史氏”“金马碧鸡老兵”；戍边远离朝廷，一腔报国之志消磨于山水，就安心做“博南山人”“洞天真逸”。甚而“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捧觞，游行城市，不为怍”，特立而独行。其能如此，或说是故意佯狂，以掩当政者耳目。但仔细考察，性情如此洒脱不羁、乐天知命，繁文缛节岂能约束其身，世俗眼光岂能窥探其心，沧桑冷暖岂能迷失其真我。“天之顾畀，厚矣笃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冲而盈，宠为辱，平为福耶！死亦不忧，生亦不喜，生顺死安，可谓云尔。”一生坎坷，到头却将经历中的混沌昼夜都看作通透时日，感恩知足；逆顺、祸福、宠辱、生死，只作寻常。如果“长戚戚”，哪能“坦荡荡”，身后被尊为“杨戍仙”？

三、溢彩人生，因守方位

出彩的人生并不以道路坎坷为前提，历史的长河却一再验证：不迷失方位的舟船才能避免搁浅沙滩的宿命。杨升庵的精彩，贵在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皆能直面现实而尽力所及，笃守进取儒士、坦荡君子、诚信凡人的方位。

儒士的修齐指向。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升庵没有因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选择性取向，而是无论穷达，都笃定“修齐”为“本”、“治平”为“用”的方位。修身齐家固本。未齐一家，不能言治国；未修其身，不能言济天下。做良好家风的继承者、弘扬者，在杨升庵的修齐实践中，举足轻重。“天知、神知、子知、我知”“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读书登科是第二事，修身齐家乃第一事”的祖训，深植其心，印证其行。乡试夺魁后完婚，操办“清素一如田家礼”。返乡居家丁继母忧时，已名高状元，品至翰林，身为内阁首辅之子，毫无春风得意的浮躁，“礼不忘乎口诵，义每绝于币交”“居家读《礼》，同馆世好赙赠一无所受”，对待故交一同往日，无居高临下之骄倨；对待欲攀附者，不悖常情、止于礼仪。远戍滇南，致书劝妻子：“休想高楼大厦”“休想鹅掌豚蹄”“休想花容月貌”，唯求“温良恭俭”“安分守己”“孝顺忠厚”。走到人生尽头，还谆谆告诫后人“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让良好家风世代赓续。惠泽天下致用。骨子里深藏教养且执念济世，不做“独善其身”的闲读书者，无论地位尊卑、处境顺逆，皆竭力做“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真儒士，倾其所学，发挥作用，乃其经世实践之路径。为经筵讲官，专作《正心》《君使臣，臣事君》讲章，竭力于本分，兢兢业业授学，以期世宗成为善治天下、善驭群臣的明主。为殿试受卷官，以选拔治世有用之才为己任，“所取多知名士，官至馆阁台省者若干人”⑥。谪戍期间，虽偶尔放浪形骸，但并未消极颓废，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便积极参与修史以资治世，著书立说以资教化，辟馆授学以育人才。仅从传道授业来看，“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授业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⑥。其力促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踪影，可见一斑。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皆能一如既往完善自我以惠及时世，皆能奋发进取、尽力本分而致用他人，仅此而言，似已实现对一般儒者的卓然超越。

君子的义利选择。“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坚持义利统一，义利矛盾则先义后利，不可得兼则重义轻利，绝不以私利而弃大义，是杨升庵的“道德律”。无论环境如何变迁、角色如何转化，其义利选择皆未摇摆。任翰林院修撰，参与纂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文过饰非，以修史求信为大义。任经筵讲官，针对佞臣本该被判死罪，却因贿赂而破例获赦之事，专引《尚书》为世宗解析：“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嫉恶如仇，凛然无畏。“议大礼”之争，直谏世宗勿“任私恩而弃大义”，大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约集众臣哭谏于朝门。戍边之处，逢少数民族首领安铨、凤朝文纠众发动叛乱，虽身为罪臣、位卑戍卒，而义气凛然，慷慨陈词：“此吾效国之日也”，主动组织家童和百余戍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赶到木密戍所，协助守将并施计成功退敌。“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贬谪终生，其深知宵小之辈的构陷是原因，却依然故我，秉持春秋大义、抱定浩然正气，从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变通。“知有可为有可不为”，“临利”则先人后己，“见义”能舍生忘死，其遭遇值得同情，风姿值得仰慕。（下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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