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济南农村土地改革“第一村” 分地“小包工”，比小岗村还早六年

20日，张洪印与崔守良回忆当年包产到户的情形。 新时报记者王汗冰 摄

坐落于长清区双泉镇的河东崖村，是贾庄行政村所属的一个自然村，不到150口人，有290多亩山坡地。这个古老的村落，植被繁茂，风景优美，同时又不乏现代化的生态景区，呈现一派新气象。河东崖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标签——济南农村土地改革“第一村”。

早在1972年，河东崖村村民为了治穷，就已经冒着风险，偷偷分地搞起了“小包工”，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土地改革还早六年。“搞‘小包工’前，家家户户挨饿；搞‘小包工’后，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那段敢为人先、惊心动魄的历史，也成为许多河东崖村老人美好的集体回忆。

与饥饿有关的日子

74岁的崔守良是完整经历过忍饥挨饿时期的那代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在崔守良的记忆中，只剩下与“饥饿”二字有关。

当时，河东崖村所属的红庙大队一共有24个生产队，因为以“生产队大集体”的方式经营管理土地，生产方式落后，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每到粮食成熟的时候，玉米面一家只能分十几斤二十几斤，根本填不饱肚子。“那时候都是人民公社社员，所有的土地都归生产队，集体出工干活挣工分，产出的粮食要先上交给队里之后才能分得口粮。大伙儿早晨天刚亮就出发，干一会儿回来吃早饭，吃完再继续下地，下午干到天黑，下力气倒是不少，还是吃不饱饭。” 崔守良回忆说。

而在村民张洪印看来，当时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导致粮食产量上不去——磨洋工。当时，21岁的张洪印是河东崖村生产队长，每天跑到屋顶上喊人下地干活，乡亲们到了地里以后，却出工不出力，严重缺乏积极性。“干少点干多点都是那些工分，分到手粮食差不多，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力。”张洪印说。

“张大胆”与“小包工”

为了治穷，也为了活命，在1972年的时候，年轻气盛的张洪印突发奇想，做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决定——小包工。没想到，这个“歪点子”彻底改变了河东崖村村民的命运。

“就是偷偷给乡亲们分地，最开始先是给村里喂猪的分一点。好比说那个时候谁喂一头猪，队里给他二分饲料地，这个饲料地个人种着个人收，到时候光给生产队交一百挑子粪就行。这样喂猪的就有了积极性，粪上交后又能肥地，两全其美。” 张洪印解释说，后来他把大部分耕地也拿出来分了，渐渐地基本每家按照人口都分一点。不过，虽然每家每户都分到地了，但收成也不是全归自家所有，还要上交大部分给生产队。“比如一亩地产了300斤粮食，要拿出200斤公粮交队里，剩下的100斤就可以归自己所有了。刚分地的时候,村民的心气比在队上计工强得多了。他们到点就自己就上坡了,没早没晚地去干活，劳动强度和积极性也就上来了。”

当时，张洪印偷偷搞“小包工”，就令红庙大队翟科村生产队长高绪玉羡慕不已，“他那时候外号叫‘张大胆’，生产队搞得挺红火，但是俺们那会儿都不敢学他，害怕犯错误。”

配齐“三大件”的富裕村

在河东崖村实行“小包工”的几年里，村民生产积极性高了，也看不到荒地，粮食迅速增产，队里一亩地粮食从三四百斤，一下增产到了七八百斤。“别人吃十几斤二十几斤玉米面的时候，我们队一人一年就能吃到上百斤了。” 张洪印说。

“那时候俺们村富到什么程度呢？—结婚必须配齐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每家每户都有，村里的自行车比全镇三四十个村加起来都多，骑车一出去排成一长排，别人都羡慕得不行。”张洪印颇为得意地说。

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迈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小岗村在全国率先分田到户，由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同样地，有了几年分地经验的河东崖村，也是济南市最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子，在1979年，村里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分地了。随后，济南300余万亩农田相继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如今，河东崖村的土地“身份”又发生了变化。几年前，河东崖村实行土地确权制度。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升级”，让农民手中的土地更有保障。土地的“身份”越来越确定，土地上种下的花样也越来越多，不再只是粮食，还有核桃树、果数、蔬菜……“以往全家都守着土地，现在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村里基本都是老人种地了，村里这几年也有了承包大户，守着土地的人变少了，好在地没荒。”过去四十多年来，张洪印一直在种地，这“一亩亩地”上承载了他的梦想，也见证了河东崖村农民之变。 （新时报记者郭吉刚 周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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