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军人”变“文人”

与《达州日报》的那个约定，伴随我走过了四十个春夏秋冬的旅程，走过了四十个寒来暑往的不悔青春。那个约定，虽已被岁月蹉跎成为沧桑的记忆，可她却磨砺着我的心性，美丽着我的人生。

1977年盛夏，煤油灯下，我独自为白天发生的事生闷气。上课铃刚响起，数学老师走到座位前一把抓过我手中的《通川日报》，然后回到讲台高举着报纸，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的理科基础这么差，还不用心，明年拿什么去参加高考？”表情严肃，话中带刺。我并不认为老师无道理，而是为他偏偏只收我的报纸想不通。那晚，我彻夜未眠。

读报的瘾有两年了，爸爸单位上有《通川报》，我有读报优先权。那时，读报于我有种崇拜心理，崇拜那些带有墨香的语句以及语句里的思想，崇拜那些写文章的人。我渐渐对《通川报》以及后来的《通川日报》产生了一种依赖，甚至渴望。把自己喜欢的文章剪下来贴在大作业本上，时不时翻一翻，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于是，《通川日报》以及那些带着“魔咒”的文字，把我十五六岁的天空变得色彩斑斓。晚上，我站在地坝边仰天长望，对着最亮的那颗星星大喊：“《通川日报》，我一定要成为为你写稿的人。”空旷的夜里有了回声，我把这回声视为应承。于是，心里就有了这个一厢情愿的约定。

然而，憧憬与现实往往存在巨大落差。1978年，那个带着落榜后的伤感和寒意的冬天，我穿着崭新的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忐忑地踏上了开往西北的闷罐列车。当天晚上，我抖开被子准备睡觉时，从被子里掉出来几张近期《通川日报》，“一定是爸爸悄悄放进去的。”我自言自语道。我立马读了起来，心中的诸多不快随之而散。那几张报纸，陪伴我和我的战友走过了六天五夜漫长行程，走过了人生旅途中那道分水岭。当然，那几张报纸也被我们“读”得体无完肤。

刚入伍部队就进入“一级战备”，3个来月不能书信往来，着实让人憋屈。解除命令的第二天，一下子收到了十多封信件，其中有3封是父亲寄来的，信里夹着《通川日报》，我看完信后就在班里读了起来。班长说：“你们家钱多呀，往这儿寄报纸！”我没回答。连长来检查，“你不背《条例》看报纸啊！”“啊……”“胡闹。”转身出了门。不一会儿，指导员把我叫去谈话，问是不是喜欢读书，我怯生生地对他说：“我和这张报纸有个约定。”指导员笑了笑，没有批评我。我把报纸放进了连队阅览室。

1980年，军队院校恢复高考，参加完预考，再参加高考，又是毫无悬念地落榜，再经历内心的困扰……30分的作文题居然得了27分，这是我没想到的。算是一种安慰吧，但心里明白，与《通川日报》上面的那些文章脱不了干系。从那以后，我把27分这个数字比喻成一个角度，于是梦想的射线就有了向上延伸的方向和力量。我拼命地读一些文学书籍和刊物，还报读了“山西刊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为自己日后的写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1987年，我回到家乡工作。那是一个诗歌疯狂的年代，我把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和精力用在写诗歌、写散文、写新闻稿件上。通宵达旦地写，在办公室写，在阳台上写，在汽车上写，在梦里写……被家人数落，被爱人埋怨，被别人低看……但心却从未放下过对那个约定的执念。那几年，天天上午到邮局寄稿子，天天下午到邮局拿信件，但除了少许书信外全是退稿信。好在退稿信里时不时有编辑的鼓励。那年夏天，我写的一篇关于小学生赌博方面的新闻稿被《达州日报》采用了，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兴奋的劲头无以言表。诚然，履行约定的过程令人感叹，实现约定的喜悦让人快乐。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

这些年来，我陆续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二百余篇（首）诗歌、散文，也曾获得过征文大赛奖，出版有诗文集《梦里故乡》。这些年来，我在阅读的世界里丰富生活，陶冶情操。这些年来，我以“变了泥鳅就不怕糊眼睛”的执着，在枯燥的工作中独享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达州日报》，你是我的良师，我的益友。是你把我从一名“军人”变成为一个“文人”，才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达州日报》，与你相约，是荣幸，更是缘分。

□王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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