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钱落出租车上的哥说好送回来，咋又停机了 历经几度误会，好心的哥最终将钱送还给焦急的失主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摄影记者 王效

核心提示

前晚9点，何春艳和患癌症的丈夫彭砚波带着治病钱去华西医院治疗，下出租车时却忘了拿提包。他们赶紧拨打包里的手机，打了40分钟，的哥终于接听，承诺拉了客人就送回包，不料等到11点多，的哥还未出现。电话打着打着，的哥突然停机了，他们赶紧为的哥手机充上话费……

7000元救命钱，一场信任大考验。最终，的哥送回了钱，更送回了陌生人之间久违的信任。

装有治病钱的包没拿下车

“平时我们多细心的，没想到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妻子何春艳讲述了当晚一幕。他们是德阳人，2009年丈夫被查出患有淋巴癌，前日俩人携带7000多元现金到华西医院治疗。前晚9点，他们去肖家河沿街与朋友见面吃饭，吃完后打了车，赶回九茹村的旅馆。当时，彭砚波坐在副驾，何春艳坐在后排，两人的包都放在后排。抵达目的地后，何春艳付款时，彭砚波自己开门下车，但因身体虚弱有点发晕，何春艳匆匆拿了自己的提包，给了钱跑到前门扶他，却忘了拿落在后排的丈夫的包。

下车走了50米，出租车已经开走了，这时彭砚波才大叫一声：“哎呀，我的包呢？包没拿！”两人急得直跺脚，不知所措。这个包除了装有7000元救命款，还有就医卡、房卡、身份证等一堆证件。两人记得出租车是往一环路南四段方向离去，便准备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追截，但是因为大意，他们未索要发票，不知道车牌号，也不知道司机姓名，只好下车站在路边想办法。

打了几十遍 他终于接了电话

绝望无比时，彭砚波抓到救命稻草———他的手机在包里。“赶紧打我的手机，兴许的哥能接到。”彭砚波赶紧让妻子拨打电话。电话通了，却无人接听，两人焦急拨了几十遍。直到9时40分许，电话终于被接了，一位男子说他就是的哥，并让他们尽管放心，拉了客人就会把包送回来，的哥还特意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两人很感动，连声说谢谢。因回不了旅馆，两人只得在九茹村路口等待。不料一直等到11点多，承诺送钱的的哥却并未出现。何春艳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不好意思催，但还是忍不住打了四五个电话，对方仍很爽快，但却总未出现。

的哥又不接电话了 还停机

更让夫妇二人担心的是，“23时40分，他的电话突然停机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何春艳为的哥的手机号码充了30元话费，终于再次联系上了的哥。

直到昨日凌晨零时30分许，的哥终于赶到九茹村，所有钱款和物件一样不少，全部归还。何春艳说，真的非常感谢好心的哥，打听得知他叫邓海权，“想通过成都商报感谢他，他的善举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邓海权，他连称此事是应该做的。他说，特别能理解失主的心情，被一度误会也没什么。经询问得知，邓师傅是商旅出租公司员工，就在几天前还有过拾金不昧之举。

医院探望 后悔没及时送还

昨日下午，当的哥邓海权知道乘客是淋巴癌患者时，他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及时送钱过去。昨日下午，邓师傅特意来到华西医院看望彭砚波夫妇。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他们却变得像朋友一般。“昨晚真的不好意思……”的哥邓海权想要解释。

“师傅感谢你，不好意思的是我们。”邓海权和何春艳同时说出了不好意思，之后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度产生的小小误会，此刻已化为无形，“缘分啊，我们还是老乡……”

双方交谈了半个小时，聊到了工作和家庭等，最后分别时两人都称，彼此都有电话了，也是老乡，现在又成为朋友，以后要常联系。

三个小时的信任煎熬

失主何春艳———

“电话为何不接？手机咋又停机？”

21：00 电话通了怎么不接？

下车后，两人发现装着7000余元现金的包落出租车上了，最开始特别的慌张，因为那是为患淋巴癌的丈夫看病的钱。疯狂地拨电话，电话是通的，当时她一度觉得电话通了，说明包“或许还安全”，起码没被人拿走吧，还应该在车上。“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心里始终没谱。

21：40 的哥怎么还不送来？

电话终于有人接了，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的哥，包就在他车上，说一定会给他们送还回来。这个时候，何春艳两人很激动，心里很放心。之后又打了几个电话，询问好久能送来，的哥也是有问必答，“心里很感激，觉得的哥太耿直了，遇到好人了。电话也不好多打，怕催多了人家不高兴。”

23：40 的哥手机咋停机了？

两人没有房卡，加上心里焦急，就一直站在九茹村路口等待，天有些冷。这个晚上，这对夫妇真的很难熬，在路口苦苦等待的这段时间，他们想了很多。

两个小时过去了，“的哥说要来，怎么还没来呢？”何春艳突然有点害怕了，心里对的哥产生了猜疑，“是不是想吞了这笔钱”“是不是变卦了？”特别是拨打的哥电话停机的时候，何春艳心里更是打翻了五味瓶，惶恐不安。“刚刚好好的，怎么就停机了呢……是不是不想还了，故意把电话设置成黑名单了呢，我还专门换了个电话打，还是停机。”凌晨零时许，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的哥手机充了30元，开始充值不成功，“的哥变得也太快了，是不是把号码都注销了”。后来才发现，因为紧张充值时输错了号码。

的哥邓海权———

“生意好，想多跑点钱，不知是救命钱”

邓海权说，他是德阳农村人，在成都跑了一年出租了，挺辛苦的。最近想结婚，但经济很紧张，这几天晚上生意好，就想多跑点钱。接通电话的时候，他刚把客人送到了华阳，客人是坐在前排的，自己开着音乐，后座的手机声音自己真的没听到，乘客下车后他才发现了彭砚波丢失的包。

直到最后把包送给何春艳夫妇前，他不知道这是救命钱，也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钱。“如果知道是救命钱，我说什么也不会去跑活，一定马上送来。”他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包，心想生意照做，顺路走九茹村的时候，捎给他们就行了。后来，对方总是电话催促的时候，他还曾一度有点不高兴，觉得对方不相信自己，为此还和对方说过：“你们干脆明天到我公司去取吧，我不得贪你们的东西。”

最后知道这是救命钱的时候，他有点后悔自己说的话。

七成国人不信陌生人

社科院报告：我国总体信任已跌破底线

癌症患者彭砚波夫妇把7000余元救命钱遗失在出租车上，在失而复得的两小时里，他们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而昨天媒体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则像是为他们的这种煎熬作了注脚———这份调查显示，我国总体信任已跌破底线，7成人不信陌生人。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质期绝不会轻易埋单……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串过门儿了，上一次街里街坊一起分享美食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不是几次夜里被刺耳的脚步声吵醒，你又怎么有兴趣知道楼上住了六七年的邻居是谁？

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把食品企业的诚信缺失推向极致，接下来不断曝光的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毫无信任可言。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慈善”两个字的神圣光环也日渐消散。近年来，让公众频频质疑的还有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行为透明度不高，比如财务收支、公车数量等。

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社会氛围就会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蓝皮书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中国青年报）

为何信任消失？

记者调查

从小被教育“不要相信陌生人”

有网友说：从小，父母都这样告诫孩子：走丢了要找警察叔叔，不要接陌生人递来的糖果礼物，陌生人说带你去找爸妈不要信……从小受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教育。

失主和的哥之间的心理活动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信任。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随机调查了20名市民，有学生、教师、白领等。大部分人都表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但是陌生人之间又很难取得信任。

白领李小姐表示，她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谨慎，特别是遇到陌生人的求助或突然来访，都会提高警惕。有的时候快递来了都不敢开门，害怕是坏人。有一次逛街，一个女孩想借用她的手机打电话，她担心是骗子，回答别人说“不好意思，我没带手机”。

暑袜北街市民邓先生也举了个例子，他买菜总有个习惯，担心商贩缺斤少两，习惯性地要看几次秤，有的时候还要把东西拿到市场里的公平秤上去过秤。买肉时也要用手按一下，仔细观察有没有注水现象等等。

从事教育的孙老师也说，他时常教育学生人与人要相互信任，但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他又不得不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骗子很多”。

专家解读

信任下降主因是风险意识提高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

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但价值观念多元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的缺乏，“如果社会无法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没有每个社会成员都遵守的核心价值，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社会就会没有底线，社会的互信无法实现，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

“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我们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要看到社会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了。”王俊秀认为，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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