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落后 商业较为繁荣

如今的阜城三里湾已成为小商品批发市场。

  本报记者 穆可亮 摄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从此，古老的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开始慢慢解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国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开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地处中原腹地、远离东南沿海的阜阳地区，近代工商业也开始缓慢起步并逐渐发展起来。

近代工业起步晚 农业色彩浓厚

   阜阳地区的近代工业在起步时间上比沿海、沿江大城市要晚得多，并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阜阳的传统农业经济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变化并不明显。阜阳的近代工业开始主要表现为传统的手工业，使用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并不多，即使有的工厂使用了一些较为简单的机器进行生产，但也只不过是机器手工业，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相提并论。自古以来，阜阳就是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区域，阜阳近代工业被打上了深深的农业烙印。比如，当时在阜阳具有代表性的铁、木、泥水等行业，大多是为了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兴办的。另外，油漆、蔑编、缝纫、丝织、石料加工等工业，也都带有地产地销的特点。有资料统计，清末民初，阜阳城有木业百余家，泥水染坊、纺织到处皆有，特别是纺花织布，遍及城乡各地。1924年，太和县城从事针织业的有5家，1934年则发展到10家，有职工250多人，铁织机11台，木纺机17台，毛布机6台。而阜南县则直到解放前，农民家家户户种棉花，妇女利用冬闲时间把棉花纺成线，春季把线织成“家粗布”，然后染色做成衣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的阜阳手工业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制蛋业。阜阳地区农家几乎家家养鸡，鸡蛋产量大且价格便宜，旧有“进了阜阳县，不愁吃鸡蛋”的说法。充足的原材料和低廉的价格，吸引了本地和外地一些资本家纷纷投资制蛋业。其中，有代表性的制蛋业工厂是同时创办于1916年的“大同”、“西关”、“阜阳”三家打蛋厂。其中，“阜阳打蛋厂”还是当时阜阳最早的一家外资企业。据资料记载，它由一个外号叫“小白鞋”的英国女商人创办。与其他几家打蛋厂相比，该厂厂房设备十分先进，规模宏大，每天收买鸡蛋达上万斤，加工成品后运到国外销售。民国初年，阜阳制蛋业不仅在安徽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

阜阳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化工业应该是进入20世纪后才出现的。1907年，颍东程氏家族创办了裕兴榨油厂，创办人是程恩培。该厂规模较大，创办伊始便投资28万元，工厂占地50余亩，工人200多人，每天可加工黄豆5万多斤，在当时安徽近代工业企业（不包括矿业）中的资本数位居第二，仅次于芜湖的裕源织麻公司。1915年，商人马幼亭购买糖果机数部，在阜阳开办了第一家机制糖果厂。同年，上海新昌袜厂来阜阳推销织袜机，阜阳针织业开始使用机器生产。1919年，商人刘冲彬购买轧面机和轧花机，阜阳城开始有了机制面条，手工轧棉花也被机器轧花代替。同年，李泽中开办石印局，阜阳开始有了机器印刷。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阜阳地区的纺织业、卷烟业、交通运输业等工业也相继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的阜阳工业具有起步晚、规模小、农业色彩浓厚、轻工业多于重工业以及发展速度缓慢等特点，反映了阜阳近代民族工业的相对落后。

商业发展相对繁荣

   与工业相比，清末民初阜阳的商业发展则相对繁荣。阜阳地处中原腹地、淮河中游，境内河流密布，水路向北可以进入黄河，向南可以进入长江，向东可以连接运河，交通条件优越，南北各地物产均可在此中转流通。所以，民初阜阳的商业发展很快。据旧商会统计，仅在一战期间，阜阳县建立商业工会的有绸布、京广纸糖、汽车、国药、粮业、盐业、皮货、酱园、成衣、竹木、船行、菜馆以及估衣等15个组织，共394户，拥有资金102万元。县商会直属会员有茶叶、杂货、颜料等13个行业，共28户，拥有资金530万元。有一组数据可反映这一时期阜阳商业发展状况：阜阳县绸布业有38户，从业人员321名，共有资金24万多元；其中，资本在2000到5000银元的有18户，5000银元以上的有12户。杂货业有33家，从业人员276人，共有资金26500银元；其中，资金2000到5000银元的有12家，5000银元以上的有8家。

阜阳便利的交通条件、广阔的商业市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从事商业贸易。这些外来商人资金雄厚，经验丰富，进一步带动了阜阳商业繁荣。当时，阜阳县较大的绸布店有20家，其中8家是湖北商人开设的，3家是怀庆商人开办的，另外定远商人1家，南京商人1家，本地商人开办的只有7家。富有经商传统的山西商人也是阜阳商业舞台上的重要成员，他们主要经营酱园、食品店等。如：当时阜阳小有名气的“岳阳楼菜馆”、“侯大升酱园”、“蕴泰酱园”等，都是山西商人开办的。此外，部分江西商人也有在此从事商业经营。这些外地商人长期在阜阳经商，人多势众，往往垄断着阜阳的商业市场。他们为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增强各自在商场上的抗衡力量，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先后在阜阳建立了各自的会馆。其中，山西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以及江苏会馆声势最大，号称“四大会馆”。

形成几个代表性的商业中心

   清末民初阜阳的商业发展，使得阜阳城内外形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商业中心，除了城内的大隅首、小隅首等商业中心外，城东外的“三里湾”和“东、西顺河街”更是当时阜阳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清末民初的“三里湾”，是颍河中、下游最主要的一个水路运输中转码头，全国各地商品在此云集，河岸边各类货物堆积如山，南来北往的商船百舸争流，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而濒临泉河南岸的北关外的“东、西顺河街”更是当时阜阳粮食出口的集散地，粮坊云集，中药材、烟草、棉麻、酒坊、干果、杂货、仓库货栈林立，商业兴盛，生意红火，经久不衰。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前靠清河（即北城河），背靠沙河（即泉河），有名有姓的店铺360，无名无姓的生意千千万，庙院里长街五里路，往西一直通到楚王殿。”这里，所谓的“长街”就是指当时的“顺河街”。“三里湾”和“东、西顺河街”的商业繁荣景象，再现了清末民初阜阳商业的“清明上河图”。

（作者系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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