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佛教在阜阳的衰落

本来，在１９世纪末，阜阳地区的佛教是相当兴盛的。当时仅今天的阜阳市区范围内就有佛教寺庵四百多处，僧尼近万人。在临泉县境内（当时尚属于阜阳县），也有佛教寺庙三百多座，和尚、尼姑近千人。其他各县也都有相当数量的寺庵，且有的地方还在新建寺庙。如，阜南县不仅于清同治八年建阎家庙，而且又于光绪元年在新村集建了三姑娘庙。

废庙兴学 佛教发展急转直下

   然而，从２０世纪初开始，阜阳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却急转直下，迅速走向衰落。到新中国成立时，在今天的阜阳市区范围内的僧尼总数还不到二百人。颍上县的佛教活动也逐渐绝迹。阜南县境内的佛教，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是“寺庙破败”，“日趋衰落”（《阜南县志》）。临泉在１９３４年建县时，境内寺庙仅余４８座，且多为有庙无僧。界首的情况与临泉类似，也是“多处有庙无僧”（《界首县志》）。太和在民国初年全县有僧尼３４５人，后庙宇多被改为学校，僧尼日渐减少，１９４６年全县只有戒僧９６人。

２０世纪上半叶，佛教在阜阳急剧衰落的原因，主要与当时全国范围内长期流行的“废庙兴学”风潮的冲击有关。早在清末新政时，清廷就有政策允许借用地方的“公所、寺观等处”创办新式小学堂和中学堂。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曾于１９１３年６月和１９１５年１０月先后颁布《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和《管理寺院条例》。前者规定，对于依法应归国有的寺院财产，因办理地方公益事业的需要，省行政长官可以呈请内务总长、财政部长许可拨用。而后者规定，“为充公益事项必要之需用”，只要经“该管地方官核准”，即可处分寺庙财产。正是由于上述政策的引导，加上民主和科学等新思想的传播，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大量为兴学而占庙产、毁神像、逐僧尼的事情，佛教的发展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阜阳也不例外。民国初年，本地区就有不少寺庙被改为学校。如，今阜阳市行流镇“四?九”小学，就是１９１６年利用庙房改建的，当时叫“阜阳县大寺庙初级小学校”；今颍上县半岗镇的清凉寺中学，是１９１９年由清凉寺改建的，当时叫“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大革命时期，本地区“废庙兴学”达到高潮——仅阜南县冷家寺的冷纯修与临泉县的于阜康二人，在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间就废庙几十座，没收庙产十余顷，办小学堂几十所。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本地区仍有一些佛寺被改为小学。如陈字方、李蕴华在１９３３年把王化集（今阜南王化镇）小学堂从集南头迁到集北头的佛祖庙内；杨彩臣于１９３５年扒掉了黄岗寺（今阜南黄岗镇）南头的神像，办黄岗小学堂。

自身没有适应社会变化形势

当然，２０世纪上半叶佛教的衰落，除了受“废庙兴学”时代大潮冲击外，佛教自身没有能很好适应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也是重要的因素。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时期，用科学观念破除封建神学的束缚，用民主思想反对封建特权（包括封建地主所有制），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变革的基本风向。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占有大量庙产（房屋和土地）的寺庙自然会成为已经从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的人们革命的对象。所以，在大革命时期，阜阳地区“废庙兴学”活动会走向高潮，并非偶然。而作为佛教寺庙来说，在当时如果能主动适应时代潮流，拿出部分庙产来创办公益事业，尤其是办学，自然会减少“废庙兴学”大潮所带来的震荡。

此外，军阀的破坏和掠夺，战乱的影响等，也对近代阜阳佛教的衰落产生了一定影响。辛亥革命初期，北洋军阀倪嗣冲驻军阜阳期间，就曾拆寺庙，占庙产，毁佛像，逐和尚。１９２９年，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刘子才试图强抢资福寺所藏宋代珍贵文物——檩香木制成的十八罗汉像，没有得逞后，又将阜城内外２０多座庙宇的神像捣毁。日寇侵华期间，在阜阳烧杀抢掠，加上飞机的狂轰乱炸，不少寺庙因此受到极大破坏甚至被摧毁。资福寺大殿正中就曾被日机投下一枚炸弹，所幸并没炸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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