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江遗产地的守护者

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天韵 本报通讯员 覃日泉

环江喀斯特总面积达10829.7平方千米。这片森林保存了当今地球同纬度地区残存下来的一片面积最大、相对集中、原生型强且比较稳定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并成为众多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然栖息地和避难所。这里不仅生活着无数古老而神奇的物种，也生活着祖辈与森林和谐相处的毛南民族，他们互为依存，造就了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覃辉  金钱豹、猕猴、野猪全见过

8月20日，刚刚被大雨洗涤过的环江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潮湿、炎热。

沿着清澈的古宾河一路向西，比肩而立、气势磅礴的万千锥形峰丛，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位于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川山镇社村村洞在屯，虽然隐藏在山中，但居住条件一点也不差。

走进村寨，沿途不时看到“以世界公约严管理 让喀斯特传千秋”等宣传标语，路旁桑树长势旺盛，几栋小楼依山而建，屋后山泉蜿蜒而下，几只母鸡悠然自在闲逛，恬淡静谧。这里是今年6月23日一起和重庆金佛山喀斯特、贵州施秉喀斯特、广西桂林喀斯特一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环江喀斯特内的一个毛南族小村寨。

这个依山伴水的小村寨，住着遗产地原著民60多人，以养蚕为生。天生质朴的毛南族人，自祖辈以来就与大山森林和谐相处，十分珍惜这上苍赐与他们的珍宝。

“草木乃天然之物，它们自生、自长、自灭都是自然现象，未成年的树木不能乱砍乱挖。”已是72岁的老人覃辉，精瘦干练，在屯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他告诉记者，“我在大山里生活了近40年，上世纪70年代搬出大山。”

覃辉回忆起山里的生活，两眼不禁笑成一条缝：“小时候，要走3公里的山路到山外读书，晚上回家天已黑了，路上看到不知是老虎还是金钱豹的脚印，吓得一溜烟跑回家。”在他记忆里，白天和猕猴捉迷藏，夜晚还得防野猪，要不他家种的玉米就会被偷吃光。

30多岁的覃永望是屯里的生产队长，聊起大山，眉飞色舞：“每年中秋，到外打工的小伙伴们回到家，肯定要登山玩耍。”他骄傲地说，“空气清新、山风吹来特凉爽，非常舒服。我们称那是天然大空调呀！”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同构成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区幸存连片面积最大、完好性保存最佳、原始性最强的喀斯特森林。学者们认为，这与毛南族一直有着传统的生态保护意识、并形成自己很有特色的生态保护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大山褶皱里顽强生存的毛南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建构了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传统农耕文化和本土生态知识：从石缝里抠泥土，堆垄成一块块 “鸡窝地”。然而古老传奇的“鸡窝地”很“争气”，孕育出了被誉为“五香”的香猪、香鸭、香牛、香粳、香菇。居住在喀斯特石山区的毛南人就地取材，传统的居室干栏石楼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炎热天气。

2005年，木论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组织实施了“外峒生态移民工程”，将核心区内的全部19户迁到保护区外围的移民新村，从根本上解决了居民生产生活过程中对世界遗产地的威胁，生物多样性等的保护得到了有效加强。

在政府的帮助下，覃辉和全屯几十号人，陆续搬出大山。嗅惯了大山的气息，如同鱼儿离不开水，原居民紧挨着大山脚下，重建了自己的家园，于是有了这美丽的社村村洞在屯。

玉温良 铁脚护林员发现黄金柏

49岁的玉温良，当了将近10年的护林员，一口普通话说得相当溜。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覃艳艳打趣地说，他可是长期陪同考察专家锻炼出来的。

走在浓荫蔽日的洼地，人静山幽。玉温良如数家珍介绍着森林里的一草一木，“每个月至少有15天上山巡逻，每次没有七八个小时是下不了山的。山上的草草木木全熟悉。”他指着有树根将石头盘绕的树抱石，“这就是典型的喀斯特森林景观，还有不少是树将石头劈开两半的树穿石。”一路上，记者被脚底下的情景惊呆了：碗状粗大的树根盘根错节，经过一片宽大的岩石表面，再深入地下的石块，紧紧缠绕住，强大的穿窜能力令人震撼。

在一条延伸至贵州古驿道的第一道关卡——洞平关，玉温良扒开茂盛的植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株长在石缝里的兰花羞答答地若隐若现。

“世界上极为珍贵濒危的兰花，如麻栗坡兜兰、白花兜兰在我们木论保护区发现了不少，多数是我们护林员发现的。”玉温良挺自豪地说。稀有的植物一般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护林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寻找珍贵的动植物。

有一次，为了寻找美国专家认为只有越南才有的越南黄金柏，玉温良和他的伙伴带着干粮，在深山老林走了三天三夜，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口山泉水。在攀悬崖时，另一护林员借力盘缠在树上的藤，结果圆桌般粗的大树迎头倒下，原来是棵已腐朽的大树。幸亏护林员身手敏捷跳开，保住了性命。玉温良回忆起这事依然很激动，“我们最后还是发现了越南黄金柏，目前在国内只有环江才有！”

“这片森林保护得这么好离不开这些护林员，可以说他们是用生命去丈量大山，为申遗提供了珍贵的实料。”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申遗办主任葛建邦由衷地说。

葛建邦 歪嘴角的“拼命三郎”

见到葛建邦，已是申遗成功后的两个多月。尽管他努力绽放笑容，嘴角还是不自觉斜向一边。也许是太累，也许是过大压力后的释放，从卡塔尔参加38届世界遗产大会回来，葛建邦因面部神经炎住进了医院。“这不，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刚出院没多久。”葛建邦解释道。

申遗成功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更能获得“世界遗产基金”提供的援助。同时也是一种理念的传播，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很多国家的申遗行动开始加温加速，申遗难度越来越大。

说到4年的申遗路，葛建邦感慨万分，“当时广西没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先例，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学。”葛建邦回忆起当时情景，满脸凝重：“四个人的申遗小组临危受命，跑贵州，到湖南，上北京，一家家拜师学习，请专家学者上门调研、编制文本……”

“当时压力特别大，别的地方需要花上8年甚至十几年做准备的申报工作，我们只有4年时间，”葛建邦极力将每个字说得尽可能流利：“印象最深是2012年，提交申遗文本进入倒计时。大家放弃了节假日，动员自然保护区的所有力量收集和整理材料，几易其稿，经过繁杂庞大的编制工作，终于拿出几近完美的申遗文本，在当年的最后一天成功提交。”别人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申遗文本，这些“拼命三郎”仅花了三四个月就拿了出来。

“申遗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是终点也是起点，‘入遗\’是一块奖牌，更是一种警示和激励。它提醒着我们，这些不可复制的自然遗产需要的是更好的保护。”葛建邦如是说。

（本文配图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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